首页 > 学界动态 > 收入分配格局与再分配政策——中国收入分配论坛(2017)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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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海远 孙三百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6期

2017年5月27日,中国收入分配论坛(2017)暨中国收入分配50人论坛筹备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顺利召开,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和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共同主办,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近3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分别围绕收入分配政策、国民收入分配、贫困问题、工资差距、机会不平等、财产分配、人口与收入等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一、经济发展与劳动报酬份额

1.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张车伟指出,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不断贴近,如果进一步考虑“统计外收入”则发现收入遗漏率与基尼系数的走势基本一致,与经济景气程度基本一致,说明统计漏报集中于高收入居民,也说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变化与经济形势的同步性更高,整体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实际的同步性,比统计数据表现的同步性更高。如果考虑到统计外收入问题,则意味着实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的实际难度更大,尤其是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仍有待提高。

王蕴、梁志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一般变化趋势,与所处发展阶段基本适应,尤其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与中等收入国家基本一致,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变化方向大体一致,在亚洲国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程度更显著、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的情况更明显。

2.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及其影响。吴鹏、穆怀中将技术进步分为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三种模式,发现技术创新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使技术创新的劳动收入分配及中等收入群体效应显著;技术引进对劳动收入份额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机制具有复杂性,造成其劳动收入分配及中等收入群体效应相当有限;技术模仿的逆向溢出效应较为严重,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周明海、杨粼炎使用中国1996-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劳动收入份额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分配效应。对中国整体而言,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具有显著的分配改善效应。具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基尼系数下降1单位标准差。

二、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成因

1.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罗楚亮分析了我国2007-2013年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认为按照收入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确实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非常大,然而在综合收入中间,高收入人群缺失情况非常严重,考虑所谓的高收入人群遗漏的问题得到的收入差距比现有的情况都要高,而且变化趋势也不是缩小的,而是在继续扩大。

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因而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命题。白重恩考察了中国劳动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2009年之前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增长速度越快,但是2009年之后这个趋势就出现了逆转,并且指出2009年之后教育溢价在下降这样一个现象,是由于政府投资的扭曲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变化造成的,也不是由于生产力增长的差异造成的。初帅研究发现,高校扩招政策显著促进了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教育回报的提升,有效抑制了城镇居民中可能出现的收入差异扩大的“马太效应”,但同时使得农村居民高收入群体教育回报高于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扩大的“马太效应”。温兴祥、程超使用CHIP2013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教育对农村自雇创业者创业回报的影响,发现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村创业者的年净收入显著提高13%,这一教育回报率大于农村受雇者8.3%的教育回报率。田茂茜、虞克明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借助中位数与众数的比值同基尼系数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教育年限增加一年,条件基尼系数会显著提高。卢晶亮利用1995-2013年CHIP数据,发现1995-2002年工资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源自技能工资差距的上升,所有制间、行业间及职业间工资差距的扩大,2002-2013年技能工资差距和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工资不平等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2.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郑新业等研究发现2004-2013年FDI的进入扩大中国收入分配差距,FDI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降低企业实际执行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产生外部冲击,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在FDI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平均相对贡献分别为12%和18%左右。胡文骏指出,财政支出无法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公,而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又将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刘娜、卢玲花发现相较于仅生育一个孩子的女职工,生育二孩会使体制内女职工月工资显著减少11.2%,且这一“生育惩罚”效应对专科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或具有管理职务的女职工影响更大。毛宇飞、曾湘泉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够促进工资增长,并且对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尤其对于已婚、高学历和自雇的女性这种影响作用更明显,同时互联网使用能够减小由男女特征差异和市场歧视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并且对高收入层就业者的影响作用更大。Xinmei Wang等发现中国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增长,养老金收入从2002年开始成为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成因。

3.代际传递、歧视与机会不均等。曲兆鹏等发现出生和成长于“精英”家庭的子女收入要比“非精英”家庭的同辈高9%左右,表明家庭政治经济地位仍然保持了明显的跨代继承性。他们指出,这一继承性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在市场机制中的延续和转化和“家庭文化”传承的适应市场机制的能力两点所体现的。李维扬、谭燕芝指出,贫困农户受到来自人情社交与正规金融的双重排斥,不仅正规金融供给在扶贫惠农之路上显得困难重重,而且在民间金融体系中也同时处于劣势地位,相比于正规金融供给,人情社交体系所暗喻的“熟人社会”在这一群体中显得更受热捧。周战强和韩冬雅发现,外群歧视对于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有着显著负向的影响,并随着家庭收入分布水平的提高,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机会不平等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宋扬、周广肃发现,地区机会不平等程度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负面影响,而且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农村户口家庭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

三、多维贫困与减贫政策的效果

1.贫困界定。车四方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中国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发现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直至为零,表明农户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户家庭致贫主因。郭君平、曲颂基于贵州纳雍县两个贫困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减缓消费贫困有显著的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且后一种效应更大。廖娟、黄金玲指出,残疾人家庭的额外花费占到家庭收入的比例约为30%,考虑到残疾的额外花费以后,残疾人家庭的贫困率至少提高了20%,并将整体的贫困率提高了2%左右。还有一些学者关注贫困群体的变化趋势,Jing Yang & Pundarik Mukhopadhaya发现相对于城市居民,2002-2007年间城市移民极度贫困者较少,但是近年来移民越来越多地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杨澄宇、张昭指出,农村地区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显著改善主要源自贫困家庭绝对数量的减少;农户存在脱贫和返贫的可能性,因此减贫政策应当从提高脱贫概率和降低减贫概率两个层面入手。

2.收入分配政策与减贫。汪德华、邹杰对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中央专项投资最多的全国性基础教育扶贫工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二片地区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进行了政策效果评估,发现该工程较好地完成了“增智”的目标,受益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平均达07年左右;但工程的“增收”效果却十分有限,受益儿童成年后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增智”而提高。何春利用中国2000-2014年1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王德文指出,最低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确实给减贫带来了影响,但是影响很小,提高最低工资后有一部分群体单方面脱贫,也可能让一部分人失业后掉到贫困里面去。他认为,中国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有一系列的社会救助的政策,还有扶贫的政策,是不是把最低工资调整还作为一个收入分配的政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财产不平等及其影响

1.财产不平等及其原因。苏海南指出,当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分布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居民家庭之间财产差距过大,二是大城市房价虚高,成为拉大居民财产差距的重要因素,三是少数居民财产占全国居民总资产的比例太高,成为推动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源头。而公有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机制存在缺陷、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不规范、金融证券交易制度存在缺陷以及股市暴涨暴跌、财税制度不够健全、居民财产收益分配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是造成财产分布三个突出问题的原因。因此,建议要从完善公有资源配置机制、大力规范金融市场运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对财产分配关系的直接调节等方面,来逐步解决居民财产分布不公问题。John Knight等则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2002-2013年间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的问题,发现我国财产差距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49左右显著上升到2013年的0.62以上,如果考虑财产低报和高财产样本缺失问题,则2013年财产不平等基尼系数会上升到0.72左右。进一步的解释机制分析发现,财产收入比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快速提高,同时居民储蓄率也随之显著上升,这就导致收入或财产水平越高的群体,就越能快速地积累更多的财产。

2.财产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李庆海、万海远利用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房产价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向显著,进一步来看长期比短期影响更为明显。他们进一步针对作用机制检验的研究,否认了直接财富效应和抵押品效应,同时支持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成立;而且房产价值下降不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但房价下跌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臧旭恒、张欣指出,相对于资产流动性充足的消费者而言,资产流动性不足的消费者暂时性收入冲击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验证了资产变现难易程度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蔡宏波等发现,孩子数量对于家庭的住房需求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家庭收入越高子女养育成本就会更高,生育孩子数量增加将更加降低住房需求,收入越低的家庭则相反,此外生育意愿越强,越会抑制家庭的购房意愿。因此,更积极的生育鼓励政策,既可以从家庭内部降低其对更高质量住房的需求,同时还可以通过生育新生命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由此实现控制房价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政策效果。

五、再分配制度改革的动力与成效

1公有制收入差别“倒U”理论。陈宗胜指出,中国改革发展的事实证实了“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但绝不意味着“收入差别‘倒U’型趋势”就成为类似自然法则一样的自然规律。实际上,它是社会公众参与的社会规律,是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包含了社会政策的采取与实施,这些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是必然实施的,也必然出现规律性的结果。刘浩认为,从指标上看收入分配问题有些好转的迹象,但是这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们国家未来收入分配的政策改革能走向正轨;相反近年来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还出现一定程度的争议甚至倒退,改革动能有可能减弱甚至出现停滞现象,因此应当明确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导向。他建议将收入分配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体制创新,提高制度供给,收入分配制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干预,降低企业与社会的税费负担,通过收入分配制度创新与公平竞争机制,引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我国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改善供给侧结构与能力,更好满足市场和广大群众的需求。

2.再分配政策与收入差距调节。岳希明认为,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差距不是一个发展指标,并不是这个国家发展程度高了,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差距就下来了,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越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越小,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力度强造成的。他指出,社会保障支出的效果占到收入再分配效果的66.7%,而收入再分配政策里个人所得税起的作用并不大,然而中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非常小,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有限。王亚柯、李鹏认为,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代际和代内的再分配功能,总体上企业职工内部的再分配效应大于机关事业单位内部的收入再分配,从基尼系数的下降看,以终生收入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大于当期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卢云鹤、万海远发现,当以是否缴存公积金作为公积金制度的代理变量时,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5%~7%左右,其重要性仅次于教育,而与地区变量大体相当。何振、王小龙研究发现2008-2015年间,政府高干预地区企业在反腐败政策实施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并且对于上市时间较长的企业和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行业效果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反腐败显著降低了资本所得,但并不影响劳动所得。

北京师范大学 万海远  孙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