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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自由裁量权的经济学分析


闭明雄 杨春学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制度的缜密性成为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选择制度这种合约而不是道德等,是基于对这些合约成本权衡的结果,换言之是“制度费用”比较的结果:一方面是人们在特定制度框架内行动的不确定性的减除,另一方面是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成本。制度有层次之分,制度越是细化,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就越小。但是,随着规则的细化,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成本也随之增大。根据总成本最小原则,制度不是无限细化的,必定会给制度执行人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为制度代理人才智的展示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代理人的利益寻求提供了可能。除了交易成本的因素外,制度设计者利益所在也可能导致“设计性的缺陷”。现实中往往是具有深切利害关系的少部分人垄断着规则制定的大权,规则的执行者同时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左右着规则的制定,赋予自身自由裁量的权力是其追求的一个目标。

  制度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在经济形式上表现为对资源价格的决定权。制度代理人作为资源控制者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能够决定资源的配置与价格,充当着资源的供给方。制度代理人对资源的索价是自由裁量权和代理人道德观念的函数。自由裁量权越大,其索价的幅度就越大,反之越小;随着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唯利是图的代理人会根据其需要而大幅度地调整其索价,捍卫正义的代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一直秉持公意,以公众期待的价格供给资源。所谓公意,是指公众根据公正原则对具体事例在法律和规章中的结果所做出的“应是怎样”的判断,这一“公意价格”凝聚着主流道德价值观和正义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制度代理人是资源的控制者而并非资源的所有者,资源实际交易的价格与其个人利益关系并不大,但对资源需求者产生明显的影响,制度代理人能够通过调整资源的价格来影响资源购买者的福利,这也为其增进自身利益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当资源的价格弹性较小时,如资源是生活必需品或制度强制购买时,资源购买者只能忍受制度代理人的“任意”索价。资源需求者为在资源买卖中获得的“合法的优待”或避免“合法的伤害”而向制度执行者支付资源交易价格之外的补偿。因此,资源交易的价格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可公开的资源转让的价格,第二部分是支付给制度代理人的补偿R。额外补偿依附于可公开的资源交易上,是交易上的交易。

  资源交易的补偿落到制度代理人的手中,作为获得“合法的优待”或避免“合法的伤害”的代价,其实质上是自由裁量权本身的价格。自由裁量权的交易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两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自由裁量权交易价格R的影响。R只是从资源购买者手中到资源控制者手中的转移支付,它并不直接构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或者增进。如果交易双方的偏好和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是一致的,那么R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交易双方的偏好和资源配置决策是不一致的,这时转移支付影响了资源配置,对社会福利产生了影响。自由裁量权的交易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远不只转移支付产生的影响,这就是自由裁量权交易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第二层面,即资源和权利配置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从资源购买者方面来看,如果寻求自由裁量权庇护的是生产者,则自由裁量权的买卖很可能会促进经济发展。当寻求自由裁量权庇护的是非生产性的个人或组织时,则其可能与经济增长无关。哪种效率的个人或企业获得了自由裁量权背后的资源又与自由裁量权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关。当自由裁量权的受益是非排他性时,具有效率的生产者获得自由裁量权就会促进了经济增长;当自由裁量权的受益是排他性时,如果存在一个公开的拍卖市场,自由裁量权的交易会促进经济增长;将自由裁量权进行买卖如果不是明显违法,那也必然是违背公众期待的,因此自由裁量权的交易不可能存在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如果资源买方恰好是经济效率最高者则交易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如果资源流向低效率者则导致效率的损失。公权力领域的自由裁量权交易与腐败密切相关。

  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及处置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率,而且也对经济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当自由裁量权的作为一种资源被制度代理人交易时,而且当这种交易成为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通行的方式时,“潜规则”就产生了。在潜规则的作用下,有些价格尽管仍处于正式制度的框架内并披上“合法”的外衣,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公意。潜规则的盛行削弱了正式制度的权威,造成公开制度的名实分立,社会多元规则的并存。有些自由裁量权的交易在客观上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权利被赋予比效率更为优先的位置,正如罗尔斯所言,“某些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自由裁量权是制度体系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但是自由裁量权又容易沦为制度执行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后果似乎总比规则被整齐划一地实施的后果严重,人们更倾向于牺牲部分个别正义来消除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法治国家清廉,可能并不在于其政治人物道德有多么的高尚,而是在于其规则的细致。但是,一个再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在所有事务上都做到“无微不至”,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施加软约束才能确保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公意一致。程序性的要求、先例、公开、个人道德信念在决策中同样起作用,它们构成了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非正式的“弱约束”。内在的道德操守是促进自由裁量权与公意统一的最后的依靠,如何促使制度代理人坚守道德底线,一直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难题。设计一个将道德高尚的人从茫茫人众中遴选出来制度才是从源头上确保制度代理人的道德操守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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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明雄,宁波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315211,电子邮箱:bimingxiong@126.com;

  杨春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yxc16m@aliyun.com。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