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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

反腐败的微观效果评价:基于高管激励视角


晏艳阳 乔嗣佳 


腐败作为权力的异化,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历史经验表明,腐败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并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常见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时期,腐败也有所出现。随着经济转轨的进一步推进,中国正面临着“转型腐败”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也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随着一系列反腐倡廉规定陆续出台,一场全方位、多层次的反腐败斗争拉开帷幕。

回顾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每名地方高官的落马,随后往往可能有多名公司高管被调查、判刑。这一现象凸显了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中对于高管的外部治理的缺位。在实际中,高管是企业决策制定者与代言人,由于现代公司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良好的薪酬激励效果成为保障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薪酬激励效果不尽如人意。那么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公司治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发挥其治理效应,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高管激励视角来评价本轮反腐败斗争对公司产生的微观治理效果。

本研究认为,反腐败通过改变公司所处的营商环境优化了现有的高管在职消费,最终对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产生影响。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处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过渡阶段,政府掌握着重要的要素资源的供给,这为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府官员提供了设租便利。为了维护政企关系,以帮助企业获得融资、土地以及政府补贴等稀缺资源,上市公司通常不得不通过给予高管较大数额的在职消费用于维护与政府的关系(万华林、陈信元, 2010;周玮等,2010;谢获宝、惠丽丽,2014)。这导致高管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在业绩中得到体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弱化了薪酬激励效果。进一步地,由于“政企关系”为公司带来的收益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使得高管在维护政企关系方面的努力效果存在一定时滞,在当期的业绩中很难体现,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基于公司业绩制定的薪酬的激励效果,即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日益加大,这既为纠正当前畸形的在职消费激励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反腐败作用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契机。一方面,反腐败力度的加深会压缩政府官员的设租空间;另一方面,反腐败也会降低公司的寻租意愿,进而削减公司巨额的在职消费,大幅提高其透明度,纠正原有畸形的“政企关系”。高管能够在维系正常“政企关系”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放到提升公司产品质量、提高创新能力等公司主业上来。最终使得高管的努力与公司业绩的关联程度更高,不确定性更小,从而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

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研究,本文发现:(1)地区反腐败力度越大,辖区内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会随之减少,说明反腐败对高管在职消费有显著抑制作用;(2)地区反腐败力度与高管激励效果间存在着 “倒N”型的关系。在地区反腐力度的不同区间,其对高管激励效果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3)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中仅有极个别地区的反腐力度突破了第二门限,说明当前中国的反腐力度处于正向影响区间。

由此,本文得到如下几点启示:1)高管在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为识别官员腐败提供了线索,有助于反腐制度化的形成。以往反腐败政策大多针对公务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惩罚措施而疏于对公司高管主动行贿行为的识别和约束。因此,应该在公司法律制度层面进行修订以加强对在职消费的披露程度。同时,明确涉案公司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从公司层面降低高管主动行贿的动机以形成制度反腐的闭合回路。(2)政府应继续推行“简政放权”改革以压缩不法官员的设租空间。从源头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消除企业谋求不良“政企关系”的动机,继而引导高管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创新和生产性活动之中。(3)对于腐败高发区,采取高强度反腐力度的同时,要及时对当地企业高管思想动态进行引导以缓解反腐败对企业经营的冲击。要让企业高管明白,过去政商关系的旧模式已被打破,以往企业凭借“政企关系”来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均已被斩断。只有守住底线,发展核心竞争力才能创造业绩进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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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艳阳,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410079,电子邮箱:yyyang@hnu.edu. cn

乔嗣佳,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410079,电子邮箱:qiaosijia2614210@ 163. com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