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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3期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和企业负担问题辨析


贾 康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通过对主流且有影响的一些观点的比较分析,强调与制度供给有效性不足密切相关的非规范性、非公正性等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才是当代中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所需解决的核心与要害问题之所在,并分析了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所面临的特定挑战,具体讨论了与收入分配相关的企业负担的全景图及其如何降低之道,以及中国“减税”与“增税”必须配套改革的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阶层  企业负担  直接税

 


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及其相关制度机制如何优化,是经济社会转轨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首先考察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及其中的关键问题,随后分析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所面临的特定挑战,并讨论与收入分配相关的中国企业负担这一热点问题。


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内含非规范性和非公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演变。2000-2014年间,居民收入与人均GDP增速之比,经历了先走低、后抬高的过程,前面8年(2000-2008年),我国人均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9.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4%,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后面6年(2008-2014年),人均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8.1%,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2%10%,都超过了经济增幅。可知,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经历了下降过程之后,又转为上升过程(刘伟、蔡志洲,2016)。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计算出2000-2014年间,我国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中的占比情况(分别见表12)。可见,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在经历下降过程后走过2008年的低点而有所回升,但总体上在此期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左右。这种“蛋糕三分情况”的变化曾一度成为多方关注与讨论的热点,且认为与我国消费率偏低等现象密切相关。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相关研究测算了这个“比重走低”问题,研究指出考虑到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1994年间持续上升,实际上与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密切相关,因此,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其说是一个突发现象,不如说是积蓄已久的力量释放。

但根据王小鲁(2007)的研究,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巨额的灰色收入未能反映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属于隐性收入。在2008年,约为4.6万亿元的总规模。根据他2012年的又一轮估算,2011年我国灰色收入总规模为6.2万亿元,相当于GDP12.2%,而且这种隐性收入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这块收入中的63%集中在前10%的高收入家庭,80%集中在前20%的高收入家庭(王小鲁,2012)。

 

1  2000-2014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资料来源:20082013年经济普查修订的资金流量表。

 

2  2000-2014年国民收入再次分配格局

资料来源:20082013年经济普查修订的资金流量表。

 

根据王小鲁的观点,考虑灰色收入这一巨额的影响成分后,居民收入占比可能不是下降的,还有可能有所上升。到底如何,自然会有见仁见智的讨论,但限于种种条件制约,各种观点的量化结果均不可能十分精确。但应当看到,王小鲁这一研究结果的独特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即把实际生活中人们早已可感受到的非规范收入问题,纳入严肃的学术研究框架,得出其规模巨大的一种量化分析结果——具体量值上的难以精确,并不能否定问题性质上的重大现实意义,即我们不应局限于统计局的官方数字认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也不宜局限于居民部门所占比重的下降问题,特别是应深入探究“隐性灰色收入”问题背后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即收入差距、财产差距问题,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规范性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深层次制度性成因。

关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视角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以官方给出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衡量,2008年达到历史记录最高值的0.491,以后逐渐走低,但2016年仍在0.46以上,属于过高状态。而非官方研究群体对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往往明显高于官方数值,如西南财大甘犁团队的研究结论,是高达0.61。与之相随,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更高,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形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基于全国25个省市160个区县14960个家庭的基线样本,得出的结果是全国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45扩大为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总量仅在1%左右(参见表3)。

 

3  各类来源基尼系数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如把王小鲁估算的5~6万亿元规模的不规范灰色收入考虑在内,我国居民部门所得在这些年间并非是减少份额,而且很可能其份额还会有所增加,只是关于具体增加了多少的认定,的确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无法形成权威解释。然而,我们依据常识和相关指标的逻辑关系,应可知王小鲁所指称的隐性收入,一部分会是在财务与统计信息中“偷梁换柱”地从非居民部门转到居民部门内的,这一块只影响“蛋糕”的切分结构,不影响我国GDP的总量,另一部分却会是以“坐支方式”不进入财务与统计信息的,于是合乎逻辑地说,这一块应是以做“加法”的因素影响我国GDP的总量,即构成使“蛋糕”增大的贡献因子。但实际上,这个“加法”也肯定将难以为官方统计部门所接受。我们愿意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在种种制约条件下,依王小鲁的研究成果而量化地调升中国GDP的总规模,虽然可以认为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在中国GDP内部结构视角上,适当调升居民部门份额,却显然是合理的、必要的。至于调升多少,确实也难以精确论定,但至少,这个审视已显著冲淡了关注“居民所得比重下降”问题的必要性,而启示我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真问题——不规范、不公正、差距悬殊上来,特别是应循着改革逻辑深刻认识其所关联的深层制度性成因,进而探求有效对策。

“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这种收入分配差距中内含的非规范性、非公正性,与现实生活中主要源于制度供给有效性不足而发生的不正之风、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化公为私、国资流失、巧取豪夺等等实为一体,弊病性质最为严重,事关人民的基本福祉、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所需解决的核心与要害问题之所在。


二、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壮大与所面临的挑战

1.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认识。从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演变为改革开放中“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加应是顺理成章的情况。但在当下如何估量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程度,还有不同的认识与不少的纠结。

在相关的概念上应强调,中等收入阶层是个相对的、定性的概念。所谓相对概念,就是说不要太计较与别的经济体在绝对数值上的对比,主要应看居民于所在经济体内的上下对比关系。所谓定性概念,就是要理解中等收入阶层应该是这样的一些社会成员:他们有恒产——中国人特别看重的有房有车(特别是有房的时候,不应是以痛苦的当房奴的状态去占有它),还要有一定量的储蓄,有相匹配的教育、医疗等方面中高水平的生活服务,并与社保体系要融为一体,而且还应具备享受旅游等生活闲暇的能力,等等。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图1),中国现在的“收入五等份”,从直观去看,收入最高层级和次高层级这两组,合在一起占到69.86%的总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最高收入组占45.37%,即按社会成员收入结构比重的分布来看,1/5的家庭掌握了近1/2的总收入。其次的1/5家庭掌握了约1/4的总收入,这是从有别于基尼系数的另一个统计视角,表明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异悬殊状况。应当指出,这一统计结果对中国社会真实收入差异的反映,仍是严重不足的,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组五等份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家计调查,而家计调查是由人们自愿填报的(抽取调查户时,不自愿,即跳过)。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富豪阶层自愿填报的几率很小。王小鲁教授做过深入研究的那些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人们,一般也是不填报的,即使他填报的时候,也不会真正如实填报自己的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所以,这些家计调查数据放在一起,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它跟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距离。它无法充分揭示居民收入分配这个视角上实际的收入、财富占有倒金字塔型和人口比重正金字塔型这两个方面的结构差异特征,也会由此掩盖一些有关中等收入阶层的真实情况,使关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相关判断偏于乐观。

 

1  2016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统计图

注: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中等收入阶层面临的挑战。在已经形成的我国“新中产”人群中,由于住房的价位节节升高,空气质量等环境安全威胁明显,子女教育、医疗、未来养老等的负担愈益沉重、加班太多、个人时间被挤占所带来的紧张等等客观上的种种原因,促成了他们主观心理状态上较高程度的“焦虑”,表现为与其他经济体中产阶级心态稳定特征的明显不同。20167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专题报道中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家庭年收入在1.15万~4.3万美元之间的人,约为家庭年收入从8万到30万元人民币的群体,因此,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约有2.25亿人,但他们是世界上最焦虑的一群人。与之大同小异的估计,是麦肯锡和波士顿咨询的规模估计:202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将达到3亿或再高一些。换言之,近14亿人中,除了为数不太多(肯定达不到1亿人)的高收入阶层成员和这3亿人左右的中等收入成员外,其余全部都是中低收入与低收入成员。这些估计,特别是未按家庭人均年收入这个更准确的指标来衡量,都还是值得商榷的。

怎样消除这些焦虑,使他们充分体现助益社会稳定的作用,这是中国在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方面所面临的特定挑战。中国实施现代化战略中的基本诉求,是基于以人为中心的立场、维护和促进内外部和谐状态下的“和平崛起”。把收入分配联系于社会和谐状态的追求,有一条十分为人们所看重的基本经验,即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促进与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条件。一个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成员主体的社会之中,更高端的巨富者和更低端的贫困者都是少数,可形象地称为“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形似橄榄)的社会,是最具有稳定、和谐特征的社会,因为大量有“恒产”的中产者,容易具有敬业乐群的“恒心”,中等收入之上的富豪阶层及之下的低收入家庭均相对量较少,则客观上有利于缓解高、低两端间的矛盾,不少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正是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而中国与这一类型社会的明显差异,被认为是需要努力加以改变之处。这即是“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内在逻辑与必要性的缘由。

三、如何理解中国的企业负担

201612月,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谈到于美国投资办厂的同时,强调了中美对比之下的企业负担问题,实际上所讨论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税、费及其他分配机制应怎样合理化的问题。曹德旺所涉及的美国和中国对比的企业人工费、电费、天然气成本、物流中的过路费,其他开销里的厂房、土地与各种各样的融资、清关、配件的相关负担,这些其实与税没有直接关系,不是以税的概念能涵盖的。他把这些所有的项目都做了相关的考量以后,最后做的总结却是一句话:中国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就需要澄清一点:他到底说的是税,还是税和其他负担的总和?显然他实际上已在全盘考虑后者,结论却未说到位,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学术探讨,更应该按后者即税内税外的所有负担,来把握“全景图”。

1.以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社会关注的企业家是否“跑掉”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全球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确实存在不同主体会“用脚投票”来实施要素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竞争。在这方面曹德旺提出这样一个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企业负担问题,形成社会广泛的讨论之后,应该乘势引发理性认识,更好地清晰地形成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分析,然后力求建设性地提出应该尽快采取的一些对策措施。

中国企业普遍反映“负担沉重”这种情况,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既有共性(几乎所有企业都存在“税收厌恶”,必说税负重,主张轻些更好),又有个性(中国的企业负担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名目更多更复杂)。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用脚投票”的竞争中提升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减轻企业负担,需考虑的决不限于税,但可以先从减税开始讨论。

“减税”显然是回应社会诉求的“得人心”之举。中国现在设立的正税为十七种,要想再减,具体减什么,这是关键的问题。如果按照决策层要稳定或降低宏观税负、同时又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意向,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要以降低间接税的税负(主要是表4中第一类)为大方向。但要满足财政支出的不断加码,在减税的同时又势必要加税。

 

4  中国税种一览表(17种)

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12月表决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我国于201811日起开征环境保护税,现时我国实际开征的税种总数为17种。另有城市维护建设税,实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附加。 

 

虽然纳税人都不愿意加税,但是选择性加税,实际上是在努力降低流转税、维持适当的宏观税负水平和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直接税再分配功能遏止两极分化这些大前提之下必须处理的配套改革问题。如要“降低宏观税负”,在以税改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方面的要求可相应宽松一点儿,但要增加直接税毕竟是十分棘手的改革难题,即使行动起来,其收入的上升估计也必是一个较慢的变量,以这个很慢的变量配一个很快的向下调整的变量(就是减少间接税),必须找到短期内填补其缺口的收入来源(如增加政府举债),而这又将会面临越收越紧的约束条件。

特朗普的减税与当年里根的减税基本在一个套路上,都是主要减降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力支柱来源——个人所得税,也包括减降州政府为主征收的公司所得税,是直接税概念下的减税。中国的情况则是在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几乎无足轻重(近年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左右),企业所得税已经减了许多,继续减降空间很有限了。而且只讲减间接税,就变成了仍在“顺周期”框架里的“东施效颦”(经济偏热时会继续升温,偏冷时升温会很有限,还会刺激地方政府“正税损失非税补”的扭曲行为),非但没有“自动稳定器”功能,还会对我国的一些矛盾问题(粗放发展、累退分配、价格波动等)推波助澜。

因此,在以上综合考察之下,减少中国企业税收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营改增这一“结构性减税”,已经于201651日之后在框架上做到全覆盖,细处还有一些问题,需调查研究后寻求解决,具体落实到改进措施的设计与实施。如年后条件具备时,不排除增值税的标准税率水平作一轮较明显的向下调整(此事近期似不具备较大力度的可行性)。二是,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还可讨论从25%进一步调低到20%左右——这至多是介乎于“微调”与“中调”之间的调整;小微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上,“起征点”还可以再抬高,但抬高后,一家企业也不过一个月充其量减降一两千元的税,对企业来说未必能有多大帮助;企业研发支出得到企业所得税最高175%的抵减这一优惠政策,亦可讨论能否进一步提高优惠程度,但也已非多大力度的减税措施。从这些已经可以感受到在我国正税框架里,我们所面对的减负空间的局限性已比较明显。

2.减费是企业减负的重要内容。按照IMF标准口径作对比,我国大致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相当:近年不到3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但我们至少应把我国正税之外特别需要讨论的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一些隐性的、在政策环境中明规则之外潜规则起作用而形成的各种综合成本因素(很多是隐性的、但企业不得不承担的成本)综合在一起考虑。

中国企业负担中的一大“特色”是隐性负担沉重。比如,企业开办至少要盖几十个章,需要种种“打点”,实际上必然产生一系列、合成一大块的隐性成本与综合成本;待企业运行起来了,对几十个局、委、办等公权部门的“打点”,也会长年不断。这些成本在国外不能说没有,但与我国比,可能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正税减降不是我国减轻企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甚至已不是最主要的部分。减轻企业负担的讨论,实际上需要从“减税”切入而自然而然对应现实情况扩展到必须怎样整顿、改进整个市场营商环境的讨论,特别是延伸到如何遏制种种潜规则造成的设租寻租、变相索贿,等等。近年企业反映还有另一种变相的负担——“为官不为”,这同样也是负担,拖着企业的时间,可能就把企业拖死了。这些约束要破除,依靠什么呢?需要依靠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实质性推进配套改革。原则有,但怎么做?这是“中国特色”概念下非常现实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行政性收费已做了不少的整合、清理,有关部门多次表示能取消的取消、能降低的降低之后,仍然形成了这方面我国企业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的负担。娃哈哈集团反映的高达500项以上的各种收费,经有关部门核对,可归并的归并之后,仍高达300多项。这是由于相关公共权力环节的各个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部门的审批权。后面跟着的往往是明的收费权和暗的“设租”权。很多的具体收费,是跟着这种公权在手的“权力行使”带出来的。因此,这些行政性收费里很多的负担怎么往下降,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整个政府的架构如何完成一个“脱胎换骨”、至少“伤筋动骨”、最好是整合在一起的改造,即实施大部制、扁平化的改革。但实际上,横跨两届政府,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只走了一点“小碎步”“小花步”,连一个技术性方案早已无硬障碍的国地税合并都做不了。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改革深水区要给实权部门“拆香火”的难题。


四、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调节收入分配

在减税措施的进行中,我国还有客观存在的“增税负、加税种”的税制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中所要求的“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是属于无可回避的增税、加税的方面。

首先,个人所得税是典型的直接税,其改革中应是有减有加。个税的减税在中低端,加税在高端,关键是要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加上必要的“专项扣除”,以家庭为单位按年征收,这是已讨论多年的个税建设发展的大方向。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还会有较漫长的路,启动个税法律下一轮的修订时,应把工薪收入与其他可归并的收入归并,合并在一起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直接投资产生的资本利得可另做处理(原则上是作比例税的处理),表示鼓励直接投资。还应加上另外一些符合国际惯例、顺应民众要求的考虑家庭赡养系数、教育医疗开支和住房按揭“月供”利息负担等特定调整、专项扣除。与之相匹配的个人所得税的信息系统建设运行与征收管理,也都是具有挑战性问题。

其次,房地产税需从无到有,攻坚克难。从全局、长远考虑,我国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是另一项势在必行的直接税制度建设,属于有多种正面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改革任务,也是我们打造房地产领域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和使整个税制与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房地产税改革是供给侧改革中一个“啃硬骨头”的典型。狭义上讲,这个改革是要解决的,是我国不动产里消费性质住房持有环节上的税收,要从无到有。上海、重庆两地已经有这方面的本土改革试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迄今为止一直未见“加快”。房地产税对我国现在特别重视的共享发展、收入再分配有独特意义,亦有久拖不决的高难度特点。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看,房地产税改革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其作为一个直接税,除了筹集政府收入,特别重要的是会发生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在税收上“抽肥”的作用,让有豪宅、有多套房的社会成员多做一些税收贡献,而使这些资金进入国库的“抽肥”之后,就能“补瘦”,即政府将此种税收收入用于扶助弱势群体,加强保障房建设,促进社会福利。这种“抽肥”不是让先富起来的人伤筋动骨,是在他们发展、享受的层面上适当让渡一部分物质利益,本质上是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共赢”的税收。我国在经过了多年物业税模拟试点和实施了上海、重庆两地成为房产税的改革试点后,房地产税的改革任务,应排除阻力,争取尽快得到推进,路径是在“税收法定”轨道上,尽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指导意见,一待立法完成,可在房价上涨压力大的一、二线城市率先实际开征。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必须立法先行,最关键的要先进入一审,把有关部门在内部作了很多年的草案先公之于世,来征求全社会的意见。(2)在税率的设置上,应该根据房产的价值(市场影子价格)等因素确定税基和税率。对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房屋面积可实行零税率,对超过住房标准的房屋面积实行各地标准税率,使高收入群体在享有大面积住房的同时也承担更多税负。(3)要注重广义口径上和房地产相关的所有税费的整合和配套改革。(4)要对地方充分授权,于立法完成后在不同区域酌情分步实施。综合考虑来看,在中国强调住房保有环节征税势在必行的同时,又必须设计可行方案给出家庭住房“第一单位”的扣除,否则社会接受不了,建不起框架来。

再者,展望中长期,还需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予税。遗产税是一种税负不能转移的直接税,实践中通常要与赠予税一起设计、配套实施,据研究者统计,世界上至少有90余国征收此税。我国在税制体系里,其实一直有其概念和一席之地,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讨论中,也曾明确提到此税,但一直没有开征。改革开放多年后,社会变化巨大,财富的积累与增长有目共睹,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矛盾凸显也十分刺目。于是乎在近十年期间,遗产税问题成了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在官方的文件和公开场合已久不提及。而在2012年“研究开征”此税问题,写入了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文件,于是社会重开议论,如何深化相关的理性讨论,很有必要,也无法回避。从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观点及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先富共富”的战略思维考虑问题,显然要认同开征遗产税的“价值取向”,它主要体现在调节收入与财产分配、促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和合理协调先富共富关系三个方面(贾康,2014),有促使收入分配机制优化的功能和在我国研究开征的必要。但还需考虑此税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条件与制度建设问题,其开征所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要求与房地产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居民财产的登记、报告、查验、保护制度需达到较高的水平,官员财产的报告与公示制度有必要先行,还需充分准备如何匹配对先富阶层的包容式引导和持续创业发展的激励、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培养、对“第三部门”的扶持与规范以及一系列与社会可接受性和技术性相关的问题。因此,此项改革的排序在中国直接税体系建设事项中摆得相对靠后,应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在充分肯定其大方向后,“研究有必要,快进不现实”,需从长计议,积极稳步寻求推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把收入分配关联的公平正义问题、曹德旺所说到的所有企业负担问题及其生发的积极讨论,引导到更全面看待正税负担、非税收入负担、税外隐形负担、社会环境里的综合成本等所有相关因素的全景图上,切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如果仅从某一个特定视角做出强调,比如简单化、概念化地指责“死亡税率”,显然还无法中肯地引导共识和形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必须特别强调,对这些降低负担和使负担合理化的要做之事,关键点与难点在于其所匹配的改革上,敢不敢“啃硬骨头”,能不能真正通过改革攻坚克难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构建一个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和谐环境,这是我国企业降负、减少制度性成本的真问题之所在。同时,企业税负与负担相关的改革,还“牵一发动全身”地必然关联整个社会中自然人、家庭所应有的直接税制度改革。

税负不能(或极难)转嫁的直接税,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的规范化再分配工具,其比重目前在我国税收中还很低,不超过30%,作用还很弱(梁季,2013)。其中,个人所得税已实际上严重地边缘化,在年度税收总额中仅占6%左右。但我国为完成现代化而构建现代税制的过程中,必须借鉴市场经济共性经验“顺势而为”,同时也要应对民众“税收厌恶”与渐进改革中日渐强大的既得利益阻力“逆势而行”,在配套改革“攻坚克难”中完成逐步构建和完善直接税体系的历史性任务。否则,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合理化,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滞后于经济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而沦为空谈。

……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邮政编码:100142,电子邮箱:mofj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