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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

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


蔡   昉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到人口红利的支撑。首先,通过回顾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形成的有利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保持高水平,以及主要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本文阐释了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其次,还围绕劳动力市场发育回顾了相关领域改革的历程,本文阐释了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再次,本文同时还显示,兑现人口红利、发育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扩大过程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成果得到较充分的分享。最后,根据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本文提出进一步改革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改革开放  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  劳动力重新配置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16年间,中国的实际国民总收入(GNI)年平均增长9.6%,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与此伴随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同样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根据联合国数据(UN,2015),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改革开始前后的2.5~3.0,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2.0这一更替水平,90年代后期以后,稳定在1.5左右的水平。

对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中存在很大争议。如果按照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生育率已经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22,2005年1%抽样调查为1.34,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19(郭志刚等,2014)。即使按照数据存在一定误差的假设进行修正后,多数学者也认为实际生育率比前引联合国数据要低,即多年来保持在1.4甚至更低的水平上,直到中央政府先后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即第一步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第二步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孩后,生育率才出现了一定的上升。

然而,无论认为生育率为多少,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进入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转变阶段已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样一种快速的人口转变,在最终不可避免导致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老龄化之前,会在一定时期帮助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的人口转变格局,也即潜在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研究者也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尽享人口红利的情况,并从经验上实际估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王丰、梅森(2008)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估算出在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蔡昉、王德文(2005)的估计显示,同一时期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高达26.8%。

在一个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中,Y表示产出(GDP)增长;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又可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A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一些经济学家还形成了“右手边斗士”的传统,即在进行增长回归时,在公式的右手边增加诸多预期在理论上有意义且在统计上显著的解释变量。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就是为了揭示人口红利贡献的此类尝试。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认识人口红利作为增长率的贡献因素,它们几乎体现在生产函数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而把抚养比作为变量估计出的贡献率,充其量只是人口红利贡献的残差。

用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并吸收二元经济理论等来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人口红利贡献做出新的假设和解释。下面,我们归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并借助相关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展示更全面的人口红利效应。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早期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37%,而稍晚蔡昉、赵文(2012)估计的这一贡献率更高。近期的研究还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但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比重很高,且具有继续提高的趋势。

资本投入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既算不上奇迹,也没有可持续性(如Young, 2003)。然而,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无疑这种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经济体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17%;蔡昉、赵文(2012)估计的劳动力数量贡献率为8%,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为4%。Whalley & Zhao(2010)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7%,而且,在考虑了不同教育水平具有不同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

再次,剩余劳动力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8)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存在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蔡昉、王德文(1999)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朱小东(2012)研究发现,1978-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表现依靠非国有经济较快的数量扩张和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即意味着对创新产生更大的需求和供给力度,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个观点来自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经济学家也尝试进行了一些经验检验(如Jones, 2002),但是,我们尚未见到以中国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成果发表。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促进高速增长的因素。实际上,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经济体,并没有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

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人口转变阶段把国家或地区分为“后人口红利经济体”、“晚期人口红利经济体”、“早期人口红利经济体”和“前人口红利经济体”等。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54个经济体被划分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即1985年时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预计2015-203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或下降或保持不变。中国之外的44个有数据的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无一可与中国媲美。例如,1978-2015年间,中国GNI平均增长率为9.73%,其他44个经济体算数平均值为3.77%。在这些经济体中,1978年中国的人均GNI最低,仅为200美元。即使假设其他几个当时人均GNI低于1000美元的经济体具有与中国大致相当的趋同潜力,但是,它们随后的增长率也远比中国逊色。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大都同意,旨在找到阻碍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通过经济改革予以矫正,因其消除或至少削弱了旧体制弊端,可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而言,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与有利的增长潜力互动的结果,即通过改善微观环节的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破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把人口红利这一发展的必要条件转化为该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兑现在高速经济增长表现上。

在随后的部分,我们首先回顾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和调整过程,展示由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的人口转变过程;然后,叙述相关领域的改革如何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劳动力市场发育扩大城市和非农就业;进而,从经验上检验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劳动生产率从而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展望人口转变趋势,并对人口政策调整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改革提出建议。

二、人口政策和人口转变

早在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产生激烈争论、马寅初教授的人口政策建议受到批判之时,即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央政府及领导人对人口问题就开始有所警觉,但当时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与措施,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在遭遇了“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面对迅猛增加的人口和受挫的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中央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1962年底,中央政府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希望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使生育问题走向有计划的状态。1970年,中央正式把人口计划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而最为人知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在1980年正式实施,明确宣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虽然从1988年政府的正式表述看,似乎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制性的——“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其实,这里的“提倡”应解读为“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各省级政府相继制定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经各地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作为地方法规强制执行。

不过,把中国执行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简单理解为“一孩政策”并不准确。实际上,演进到2010年前后,中国生育政策大致上形成了如下格局:(1)一孩政策,包括全国城镇居民和6省份农村居民,覆盖总人口的35.9%;(2)一孩半政策,指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19个省份农村居民,覆盖总人口的52.9%;(3)二孩政策,指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包括5省份农村居民,覆盖总人口的9.6%;(4)三孩政策,指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生育三个孩子,覆盖总人口的1.6%;此外,西藏自治区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CDRF,2014)。

生育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首先,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同时起步的。因此,在坚持政策不变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与发展经济、农村扶贫、家庭建设、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利益导向相结合。其次,很久以前,许多省份已经先后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及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最后,全国范围更为根本性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则是从2014年开始,全国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孩,以及从2016年开始,全面实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

如同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影响中国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还要归功于同一时期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根据一项研究(都阳,2005),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都对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有明显作用。但是,在随后的10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效果几乎消失,而其他两个变量的作用则依然存在。

应该说,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快速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的生育率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且在那之后继续显著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就此而言,中国遵循了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而不同寻常的是,中国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用一倍以上的时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从高生育水平到低生育水平的转变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在较早阶段上完成了人口转变,因此形成独有的未富先老特点。

图1显示了1949年以来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两者之差)。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异常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从而自然增长率下降看作一个外在的扰动因素,剔除其对总体趋势的影响的话,我们整体上可以看到一个符合人口转变规律的变化趋势。

        图1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的下降相对滞后,导致人口增长率上升。在不了解当时国际学术界臻于成熟的人口转变理论的情况下,这一婴儿潮现象自然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忧虑。随后,在整个70年代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略微趋缓的同时,出生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导致197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49低了1个百分点。以后死亡率基本稳定,出生率和增长率在80年代有所上升。自1998年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便一直低于10‰,2004年以来进一步降到6‰以下。

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这个变化,相应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以15~59岁年龄组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根据联合国数据(UN, 2015),其总量从1965年3.7亿增加到2010年9.4亿的峰值,同期以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非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子计算的人口抚养比,从0.89下降到0.43的谷底。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结构表现最富于生产性,其与改革开放时期重合的部分即1978-2010年间,即成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可见,2010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随着此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和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如果按照现行趋势发展的话,预计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到6.7亿,抚养比接近于1。

三、改革如何扩大就业

经济史表明,如果大量劳动力被沉淀在农业中处于剩余状态,不能启动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Lewis, 1954),就会造成农业的内卷化,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提高,反过来阻碍工业化进程(黄宗智,2002)。从而,潜在的人口结构优势不能兑现为人口红利,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口负担。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镇居民获得全面就业保障,造成国有企业严重的冗员,不打破铁饭碗则无法提高企业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可见,把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的有利人口结构实际转化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率的利用。因此,理解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观察相应时期改革如何促进就业,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和重新配置。

有利于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并获得重新配置的改革,涉及微观环节和宏观层面的诸多领域。总体来看,在改革期间,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扫除一系列制度障碍,使劳动者能够依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离开原来所在的低生产率就业领域,在地域上和产业间流动,并进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着眼,简述迁移者如何获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以此为代表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揭示人口红利如何得以兑现。在较早的一篇文章里,我们也进行了类似的回顾(蔡昉,2017),此处做了进一步深化。

首先,改革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赋予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中退出权利的关键改革。早在官方允许之前,一些边远的贫困农村就悄悄试验包产到户,而随着中央确立了改革的路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被默许、认可直至推广。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的全部生产队和98%的农户都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形式,随后人民公社体制也被正式废除。实行这一改革的初衷,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在保证国家和集体权益的前提下,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剩余产品索取权。

然而,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未曾料想的效果,是农户获得了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被严格限制了就业地点(所在生产队)、从事产业(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甚至仅仅是粮食种植业)和劳动时间(由生产队直接规定),资源错配在微观层面被严格固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确保国家以征农业税和统购的形式,集体以统一提留的形式,继续掌握部分农产品的控制权之外,农户可以自主选择种植和经营内容,以及自主支配劳动时间。有了这两点,在农业劳动力剩余日益显性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和其他投入要素就开始了重新配置。

其次,改革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域间流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三驾马车”严格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剩余被显性化。据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中大约有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人数高达1亿到1.5亿(Taylor, 1993)。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促进了一系列体制性障碍逐步被破除,并最终使劳动力在容易扩大的范围内重新配置。

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先后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多种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到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的非农产业的转移。随着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以及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最初被允许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进一步,政府又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突破了城乡就业藩篱。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就业也就不再有实质上的障碍。

迄今为止,户籍制度仍然存在。户籍制度也经历了深刻的改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制度障碍已经显著弱化。但是,它按照户籍登记地把公共服务供给割裂开来,农民工及其家属尚不能在打工地均等地享受诸如子女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

再次,改革打破劳动力的进入壁垒。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且城乡分割的条件下,农业转移劳动力只能获得边际上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1992年以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吸纳大规模的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进一步,在90年代末,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最终拆除了劳动力跨城乡和地域、跨产业和企业重新配置的进入障碍。

复次,改革创造就业和重新配置城镇劳动力。关于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以及企业富余人员的重新配置,其逻辑和过程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类似。虽然从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始,企业就被赋予了用工自主权,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国有企业管理者受到种种制约,并不愿意而且实际上也无法行使自行解雇和雇用职工的权力。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在经营困难的严峻形势推动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存续几十年的就业“铁饭碗”。一方面,下岗职工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新成长劳动力也需通过自主择业,促使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逐渐形成。这同时为农民工创造了日益均等的竞争就业机会,也使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到存量领域。

最后,对外开放扩大了就业机会。大规模吸纳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扩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庞大份额,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兑现的关键。Spence & Hlatshwayo(2011)分析美国就业增长和结构时指出,在1990-2008年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我们可以对应观察中国的非农就业的扩大。

我们采用与Spence & Hlatshwayo (2011)类似的分类方法,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把非农产业中依据法人单位(corporate units)进行统计的就业,按照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进行分类,分别观察其增长规模和结构变化。这里,我们特别突出展示比重较大的可贸易部门中的制造业就业,以及非贸易部门中的建筑业就业(图2)。


图2  非农产业单位就业增长与结构

资料来源: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从图2可知,在数据所覆盖的时期,中国(包括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十分迅速,2004-2013年间年均增长率为5.9%,2013年达到总数35213万人;同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增长速度相对平衡,同一时期前者年均增长率为6.9%,后者为4.7%。其实,这里使用的法人单位就业数据,尚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实际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下面,我们对城镇就业的几种不同统计口径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到这个差异,即实际就业及其增长显著高于图2所显示的情况。

在按年度进行的城镇就业统计中,一种口径是单位就业,不仅包括法人单位,还包括产业活动单位(establishments),该口径统计的就业数通常会大于前述法人单位就业数。根据这个“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获得的数据,2015年仅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就达17778万。不仅如此,由于这个单位就业数还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一旦把这两类就业加入到统计中,城镇就业数会提高到36758万人。

此外,由于城镇单位大量使用临时雇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工(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往往不被作为雇员记录在报表中,致使这些就业者在统计中被遗漏。所以,以城镇住户为基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口径进行调查,得出实际城镇就业总数高达40410万,其与单位就业数以及个体私营就业数之间的差异,则可以被看作是非正规就业人数。

即使这个数字也遗漏了大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根据粗略的估算(参见Cai et al,2016),现行统计的城镇就业总数中已经包括占比约36.9%的农民工,在此之外,仍有近2000万进城农民工未被纳入这一城镇就业统计范围。换句话说,如果把稳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镇就业统计中,2015年城镇实际就业人数可达42373万。

四、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应

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变化的关键,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青木昌彦(Aoki, 2012)根据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验做出发展阶段划分时,提出了一个以产业结构变化为特征的库兹涅茨阶段(或简称K阶段)。其他学者也承认,劳动力转移形成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亚洲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典型特征(McMillan & Rodrik, 2011),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Bosworth & Collins, 2008),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都阳,2014)。

相关领域的改革解除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促进了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区之间,遵循生产率提高的方向进行重新配置。这使得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库兹涅茨过程,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并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40年的经济改革兑现的人口红利,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之中。下面,我们从经验上观察这种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按照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经过近40年的经济发展、人口转变以及相伴随的就业扩大,中国城乡就业总规模从1978年的4.02亿增加到2015年的7.75亿。与此同时,作为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果,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70.5%下降到28.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17.3%和12.2%分别提高到29.3%和42.4%。

鉴于我们倾向于认为官方数据显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被显著高估,我们重新估算了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由此得出2015年实际务农劳动力比重为18.3%,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33.4%,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48.3%(Cai et al,2016;蔡昉,2017),这里估算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至少比官方数字低10个百分点。这样,我们可以把官方统计数据和调整过的数据,分别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各类收入分组经济体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表1)。

表1  三个产业劳动力分布的国际比较(%)


注:前两行系分别按统计数据和调整数据口径估算的中国数值,其他则是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的数值。

资料来源:ILO(2017)、《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估计。


从官方统计数据看,中国三个产业间的就业分布仍然具有非典型化结构特征,特别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偏低。相比而言,调整过的数据结果则更加符合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效果的预期。按照后面的口径,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但是与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和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依照结构变化趋同的预期,我们可以把中国与其最为靠近的先行经济体进行比较。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组,预期在未来数年跨越12600美元这个从中等偏上收入组到高收入组的门槛。2016年人均GDP在高于中国与上述门槛水平之间且数据可得的经济体共有14个,从人均收入8201美元的墨西哥到人均收入12665美元的匈牙利之间,这些经济体农业劳动力比重的算术平均值为11.9%(ILO, 2017),显著低于中国。

我们再来看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1978-2015年间,按官方数据计算,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劳均GDP)实际提高了16.7倍。其中,第一产业提高了5.5倍,第二产业提高了13.5倍,第三产业提高了5.2倍。如果根据调整过的数据计算,总体变化结果基本一致,只是显示出第一产业有更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笔者分别采用Timmer & Szirmai(2000)以及Bosworth & Collins(2007)的分解方法,分别估算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功能性贡献因素和结构性贡献因素(蔡昉,2017),计算结果可以归纳为表2。


表2  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其贡献分解(%)

注:括号内数字系根据调整后数据估算的结果。

资料来源:蔡昉(2017)。


首先,根据Timmer & Szirmai (2000)的分解方法,在1978-2015年间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略大于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按照该分解方法,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可分解为静态转移效应(劳动力向初始年份劳动生产率较高产业转移的贡献)以及动态转移效应(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较快的产业转移的贡献)。从计算可知,在我国的结构变化效应中,动态效应是主要的贡献因素,静态效应贡献作用较小。

其次,按照同一方法对1978-1990年、1991-2003年和2004-2015年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计算,分别代表对结构遗产进行剧烈调整的时期、稳定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和结构变化加快的刘易斯转折时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构变化效应比较显著,其中,在第一个时期的结构变化因素(39.2%)中,静态效应贡献突出,为25.8个百分点;而在中间那个时期,产业贡献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在第三个时期,结构变化贡献率再次回到较高水平上。

第三,根据Bosworth & Collins (2007)的分解方法计算可知,总体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第一个时期增长较慢,在随后的两个时期,伴随着明显的资本深化而速度明显提高。其中,第一产业的贡献稳定下降,在各个时期皆不到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贡献大幅度提高,成为各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贡献部门;第三产业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但贡献率显著低于第二产业。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也很显著,但是在中间的那个时期表现得相对平稳。

五、结语和展望

中国经济改革推动了一个类似刘易斯描述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利的人口结构帮助形成了以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率高、劳动力供给充分、人力资本改善迅速以及劳动力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为特征的发展条件,共同构造了中国水平高且持续久的潜在增长率,并通过相关领域改革,逐渐清除了妨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最终实现了实际的高速增长。

随着人口转变进入具有新特征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以及经济活动人口的负增长加剧了劳动力短缺,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新成长劳动力减少放慢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减慢了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城镇化速度,弱化了资源重新配置这个生产率增长引擎。

这些因素标志着作为以往经济增长动力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具体表现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蔡昉、陆旸(Cai & Lu, 2013)估计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大约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的7.6%、“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的6.2%。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和节奏已经在印证着这个预测。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经济体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在技术前沿上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Barro, 2016; Eichengreen et al, 2011)。然而,潜在增长率以何种节奏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中贡献有多大,可持续性如何,在经济体之间却可以大相径庭,也会导致不同的长期后果(Eichengreen et al, 2013)。就中国而言,在诸多领域深化改革可以挖掘两类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潜力,赢取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从而帮助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表3)。

第一,传统增长动力尚未完全耗竭,仍有挖掘的潜力。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显著高于先行国家的水平,具有进一步大幅度降低的潜力。通过推进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可以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也存在巨大差距,通过教育(培训)领域的发展和改革,可以保持人力资本的继续改善。通过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及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好政策环境,推进公平市场竞争,则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


表3  改革领域和改革红利

第二,作为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力巨大。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逐渐弱化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同一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尚未达到最优配置。通过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环境,可以赢得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

西汉学者刘向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对于2050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来说,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确仅仅是一半的征程。无论是从过去取得的经验看,还是从赢取改革红利的潜力看,改革开放仍将是中国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源泉。纪念和回顾总结40年经验,也是为了把改革推进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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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100732。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