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重点文章 >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研究进展
上一篇  下一篇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研究进展


龚联梅 钱学锋


内容提要: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复杂的环境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系统梳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演化过程,本文归纳和评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讨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并整理了经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在文献评述基础上,本文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并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导思想和中国实际情况,尝试提出未来值得深入探究的方向。

关键词:优惠贸易协定  企业进入与退出  中间投入品  社会福利


一、引言

在以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愈发不稳定,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有上升的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更是成为投资者观望的热点。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学术界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影响贸易的机制,到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模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微观企业的出口行为,还会影响宏观经济,比如生产率、就业率、移民率和社会福利。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回顾,本文梳理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化过程,归纳和评述了其主要的度量方式,讨论了其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并整理了经验研究的主要结论,以期发掘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纷纷对这方面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大多都停留在经验研究层面,所以本文的理论机制梳理可为国内的研究提供建模参考,例如,在异质性理论模型中嵌入企业存货管理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建模方向。另一方面,在经验研究上,本文对完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路,即涵盖政治经济冲击、关税政策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尤其是为针对中国的研究指出新的经验检验方向。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演化过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不确定性和进入成本。不确定性是指投资环境信息的不确定,包括政策、经济状态、要素市场价格、产品市场价格等方面信息的不确定。Bernanke(1983)将与投资相关的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知的;另一类是企业投资之后方可获得的,后者往往是风险的来源,也是无法避免的。Knight(1921)、Hart(1942)认为还存在第三类信息,企业目前没有掌握,但是观望一段时间后便可以获得,这类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可以通过延迟投资来避免。进一步地,Dixit (1989)指出,企业进入市场前必须支付一定的进入成本,Roberts & Tybout(1997)的经验研究同样证实了出口市场进入成本的存在,这说明企业进入市场的投资具有不可逆的特点。基于投资不可逆和信息不确定,Bernanke(1983)将企业的投资行为转换成随机动态优化问题,每一期,潜在投资者都需要在即期投资和延期投资中做出最优的选择。然而,任一选择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延期投资的代价是产出损失或者成本的增加,而即期投资的代价是,投资后获得的信息可能是对其投资决定的否决。因此,企业的投资选择具有期权价值特征:如果企业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低于成本(包括进入成本),企业会推迟进入市场或者持观望态度;相反,如果企业预计收益的折现值大于成本,企业才可能选择进入市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一旦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降,企业预期利润折现值高于投资沉淀成本,企业便开始投资。

基于Knight(1921)、Hart(1942)的信息不确定性,Bernanke(1983)的随机动态优化以及Dixit (1989)的沉淀成本理论,学术界开启了不确定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不确定性研究的初期,大多数文献集中分析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Baldwin & Krugman(1989)在局部均衡模型中分析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自Handley(2014)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动态变化之后,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才逐渐展开和丰富。与经济不确定性相似,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会使得企业延迟投资,从而影响贸易活动(Limao & Maggi,2015)。可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既引领了不确定性研究的新方向,也开启了贸易政策研究的新章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涵盖的政策指标范围逐渐缩小。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初期,其涵盖的政策范围更广,比如,Sudsawasd & Moore(2006)以贸易政策指标的波动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Handley(2014)之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多体现的是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不断扩大。学术界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为出发点,着重分析其对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影响。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包括生产率、就业率和移民率等,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3)经验研究模型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一维发展到三维。Handley(2014)仅仅分析了一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出口国企业面临的进口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是,Handley et al(2014)发现,外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同时发生作用,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一维拓展到三维。(4)研究框架从多边贸易协定扩展到双边贸易协定。Handley(2014)研究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此,Handley & Limao(2015)将视角转向欧共体(欧盟的前身)。随着经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与多边贸易协定相似,在双边贸易协定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发挥作用。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对其进行度量,是所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起点和重点。Rodrik(1991)提出,识别和测量政策不确定性是一个难点。但是,学术界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提供了参考。与Bloom et al(2007)用股票市场波动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方法相似,Sudsawasd & Moore(2006)用贸易政策指标的波动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但是此种方法可操作性低,因而没有被广泛引用。Handley & Limao(2017a)构建的基于新闻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得到普遍认可。此外,Handley & Limao(2017b)基于引力模型构建了关税度量法,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善,直接用关税的差额表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一)不确定性指数

Baker et al(2012,2016)根据新闻报道的频率来构建与经济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指标,Handley & Limao(2017a)采用同样的方法构建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

这种测度方法对政策不确定性内涵的覆盖面广,通过更换关键词能够度量经济、贸易、投资等多方面的政策不确定性。国外学者采用此种方法对政策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测度。比如,Gulen & Ion(2016)、Brogaard & Detzel(2015)分别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股权风险溢价的影响。而Baker et al(2016)检验了据此方法所测算的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波动之间的契合度,研究发现,在重要宏观事件发生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达到峰值,即不确定性指数与宏观波动是高度契合的。此外,基于此种方法,Handley & Limao(2017a)测度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变化趋势,并发现特朗普被提名及当选美国总统后,该指数骤然上升。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弊端:其一,报纸、新闻网站和关键词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导致测量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较大的偏误;其二,此种测度方法工作量大,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需要多重复查检索;其三,由于报纸和新闻网站之间往往存在一稿多发,如果无法剔除重复样本,将会高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其四,这种方式未能涵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策的不确定性,致使度量结果具有片面性。

(二)关税测量法

在近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关税测量法最为普遍,也最易操作。这类文献假设关税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唯一潜在根源,以某个国家加入多边贸易组织,或者某两个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分析事件发生前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从而得到其度量方式。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Handley & Limao(2017b)为代表,从理论模型推导中给出的度量方式;另一类是以Groppo & Piermartini(2014)为代表,从理论和经验研究角度给出的差分法。

1.理论基础。在美国给予中国临时性最惠国待遇的历史背景下,Handley & Limao(2017b)认为,虽然中国在1980年获得了暂时的最惠国待遇,但一直面临着失去最惠国待遇的威胁,直到2001年,中国以加入WTO的方式获得了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结束了美国的高关税威胁,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下降。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Handley & Limao(2017b)分别推导出美国对中国实施最惠国关税(MFN)和斯姆特-霍利(SH)关税的行业收益,并通过一阶差分,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TPU=1-τσMFNτσSH,其中,σ是进口替代弹性。与Handley & Limao(2017b)不同,Handley(2014)认为,即使是在WTO的框架下,贸易政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WTO的约束关税(Bound Tariff,简称BT)和最惠国关税之间的差额给出口企业面临的真实关税增加了不确定性,并分别推导出约束关税和最惠国关税下的行业收益,通过一阶差分,得到度量方式TPU=1-τσMFNτσBT。

根据WTO规则,成员国的应用关税不得高于约束关税,但是WTO成员方中超过30%的约束税目可以单方面提高而无须给受影响的贸易伙伴提供补偿(Bchir et al,200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Handley(2014)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便会低估两国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事实上,正是意识到WTO对关税约束能力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签订了其他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承诺为协定国提供优惠关税(PT)。Handley & Limao (2015)认为,优惠贸易协定提高了协定国之间的贸易政策诚信度,并采用与Handley & Limao(2017b)、Handley (2014)类似的方法,推导优惠关税和最惠国关税下行业收益,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

2.差分法。虽然理论推导得到的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结合文献研究的背景不难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当前应用关税逆转为关税上限的可能性。在Handley & Limao(2017b)中,当前应用关税是最惠国关税,关税上限是斯姆特-霍利关税;在Handley(2014)中,当前应用关税是最惠国关税,关税上限是WTO约束关税;在Handley & Limao(2015)中,当前应用关税是优惠关税,关税上限是最惠国关税。Groppo & Piermartini(2014)、Feng et al(2017)、Osnago et al(2015)等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便是基于上述发现,但不同的是,本文直接用当前应用关税和关税上限之间的差额来度量。综合来看,四篇文献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可简化为:

Pierce & Schott(2016)在研究美国给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率的影响时认为,PNTR关税和非PNTR关税之间的差额反映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与式(1)中度量方式是一致的。在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供应链之间的关系时,Schott et al(2017)也采用了此度量方法。比较理论推导得到的度量方式和差分法可以发现:一方面,在Handley Limao推导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中,当前应用关税和关税上限取不同的值,可能得到相同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高估或低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可能;另一方面,Groppo等人的差分法仅考虑了关税逆转的幅度,未考虑关税逆转的可能性,但是包含了WTO框架和优惠关税协定,更具有一般性。

(三)度量方式评述

Limao(2016)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有三点:(1)关税政策的波动性。虽然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出发点是保证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但是,正如Handley & Limao(2015)所阐述的,即使在多边贸易体系之下,关税政策的波动性仍然较强。(2)国际宏观环境波动。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引发的“逆全球化”浪潮,都造成了保护主义骤增的预期,增加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3)国内政治冲击。2016年英国“脱欧”增加了英国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甚至是整个欧盟地区的政策不确定性,包括贸易政策。Pástor & Veronesi (2013)指出,政治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政府对贸易政策的选择。所以,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来看,关税测量法只能捕捉关税政策的波动,而基于新闻的不确定性指数,更能捕捉国内政治冲击和国际宏观环境波动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但是,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方法的可操作性来看,关税测量法更有优势,它仅仅需要关税数据,并且数据极易获得,测量方法简便,更具普适性。无论是采用哪种度量方法,均要基于研究背景,并明确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比如,大多数经验研究分析优惠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贸易的影响时采用的是关税测量法,因为优惠贸易协定主要是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在研究经济和政治冲击发生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贸易的影响时,学者大都采用的是基于新闻的不确定性指数(Shepotylo & Stuckatz,2017)。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上述两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研究需求,如何在其度量中包揽政治经济冲击、关税政策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是未来需要拓展的方向。

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分析中,最重要的是学者们对贸易政策的模拟。通过对贸易政策变化的建模,并将其代入到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中,可以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出口市场上的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来影响贸易。

Handley & Limao(2017b)将关税分为三类:高保护水平关税,中间保护水平关税,低保护水平关税,并假设贸易政策制度服从马尔可夫随机过程。他们假设只有当关税处于中间水平时,未来关税水平才是不确定的,并且认为,假设贸易政策从中间状态τ1开始,会有两点好处:其一,它可以捕捉优惠贸易协定的两个关键效应,即实际关税保护程度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其二,它允许贸易政策有恶化的可能性,也允许贸易政策有变好的可能性,这就产生了两种等待期权价值,更贴近现实。

(一)企业进入和退出

对于单一产品企业,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便可反映为产品的进入和退出,即贸易的扩展边际变化。Handley & Limao (2015)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不仅增加了出口商的数量(企业进入),还增加了出口产品的种类数(产品进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发现,许多学者在经验研究中,对贸易进行二元分解,并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二元边际的影响。Limao & Maggi(2015)还指出,必须有足够的收入风险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才会降低企业的投资,并减少贸易。通过比较静态分析,作者发现,当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出口供给弹性更低,经济更加专业化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

基于Hassler(1996)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库存模型,Novy & Taylor(2014)构建了中间品贸易模型。通过将企业的投资视为对中间品的投资,他们初步探索了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另一机制,即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当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会降低库存量,进而减少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但是Novy & Taylor(2014)所探讨的不确定性并不仅仅包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包含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比如企业经营状况的不确定性、生产力与需求的意外波动等。毋庸置疑,他们为学术界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与Novy & Taylor(2014)不同,基于Handley & Limao(2017b)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理论基础,以及Ramanaraya nan (2016)的中间品贸易模型,Shepotylo & Stuckatz (2017)将中间品进口引入到企业的生产函数中。类似地,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入到成本临界值中,可以得到进口中间品贸易政策确定和不确定时的成本临界值满足:

当进口中间品并投入到生产中时,如果面临着不可逆的投资成本,企业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做出反应。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成本临界值上升,企业会增加中间品进口;相反,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成本临界值下降,企业会减少中间品进口。可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来影响贸易的效应,与影响出口市场上的企业进入和退出类似。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中间投入品进口都是企业的投资,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时,企业的投资决策也会变化。这与Handley & Limao (2017b)发现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是一致的。但是,Shepotylo & Stuckatz (2017)从中间投入品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将其影响贸易的机制从单边贸易(出口)拓展到双边贸易(出口与进口),进一步丰富了与之相关的理论机制。然而,他们并未考虑企业的存货管理。根据Novy & Taylor (2014)的观点,当不确定性发生变化时,企业会调整其库存,而中间品进口是企业调整其库存的方式之一。

五、经验研究

经验研究是对理论机制的检验,同时也对发现新的理论机制提供事实基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其通过企业进入和退出影响贸易的机制,揭露了其是优惠贸易协定发挥作用的另一途径,并发现了其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整合国内外的经验研究,可以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验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优惠贸易协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

对优惠贸易协定的研究,大都集中分析关税的下降以及非关税壁垒的减少对贸易的影响(Limao,2016)。近年来,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的深入,以Handley和Limao为代表的学者,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优惠贸易协定的影响,剖析了优惠贸易协定更深层次的影响贸易的机制。从WTO、欧共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多边贸易协定,再到双边贸易协定,经验研究都表明,优惠贸易协定会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贸易。Lakatos & Nilsson(2016)甚至提出,在优惠贸易协定生效之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就已经下降。这一经验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优惠贸易协定影响贸易机制的认识。

1.优惠贸易协定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贸易。Handley(2014)研究发现,WTO框架下的约束关税,有助于降低最惠国关税上升的可能性,从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贸易,但是WTO并没有完全消除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Groppo & Piermartini(2014)对1996-2011年间WTO成员方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约束关税高于最惠国税率的情况下,加入WTO也大大降低了实际应用关税增长的可能性,而且WTO的监测职能也会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Handley(2014)通过对澳大利亚的反事实模拟发现,如果没有约束关税的限制,1993-2001年间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种类数增长率将下降7%;相反,如果约束关税均下降为0,超过50%产品种类数增长是源自不确定性的消除。与其他文献不同,Handley et al(2014)发现,加入WTO降低了三种维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外国TPU、最终产品TPU和中间产品TPU,从而促进了中国贸易增长。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Handley & Limao (2017b)研究了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入世降低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下降解释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22%。

除了WTO外,其他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也能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Handley & Limao(2015)对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的研究表明,优惠贸易协定能降低甚至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减少和消除解释了87%的出口增长。如果加入欧共体只降低了关税而没有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葡萄牙只能获得不足30%的出口增长。通过对美国和古巴贸易的经验研究,Limao & Maggi(2015)研究发现,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相对于减少贸易壁垒水平所带来的收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所带来的收益更加重要,当贸易环境更加不确定时,政府可以通过优惠贸易协定获得更多收益。Osnago et al(2015)对149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1%,出口的产品种类数将增长1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相当于关税增加1.7%~8.7%。钱学锋、龚联梅(2017)以RCEP宗旨和已达成的TPP协定为依据,采用反事实模拟研究法发现,如果中国加入TPP和RCEP,其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大幅度下降,制造业出口增长率将分别增加3.86%和16.28%。Ritzel et al(2017)对孟加拉国的分析发现,如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没有下降,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将下降29%。Carballo et al(2018)对2003-2011年间美国出口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优惠贸易协定下,美国出口将增加6.5%。

Shepotylo & Stuckatz(2017)不仅分析了一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出口的影响,还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进口和吸引FDI的影响。通过对2003—2013年间乌克兰企业层面贸易和FDI数据的分析发现,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EU)或者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所组成的关税同盟(CU),乌克兰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会下降,这会促进其中间品进口,但是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此外,研究还发现,乌克兰如果与EU签订优惠贸易协定,所面临的来自EU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下降,这会使EU对乌克兰的投资增加;相反,如果乌克兰与CU签订优惠贸易协定,乌克兰面临的来自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下降,这会使EU对乌克兰的投资减少。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对贸易的二元分解,不仅能够反映贸易增长的来源,还能为一国贸易发展策略提供参考。目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并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不同的样本得到的结论也不同。部分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来影响贸易。比如,Greenland et al(2014)和Carballo et al(2018)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总贸易量和扩展边际的下降,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而另一部分学者的发现则恰恰相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来影响贸易。比如,Osnago et al(2015)在HS6位码层面将贸易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来影响149个国家的贸易。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比如,Handley et al(2014)和Shepotylo & Stuckatz(2017)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同时促进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行为动态变化

理论机制分析指出,由于存在进入成本,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进入和退出来影响贸易,部分学者从经验研究方面证实了这一理论机制。而且,从理论机制可以看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的影响不会因为实际关税没有发生变化而消失。从三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Handley et al(2014)发现,外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都会促进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Handley & Limao(2015)的经验研究发现,即使在应用关税没有发生变化的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也会促进葡萄牙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并解释了61%的市场进入;如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没有下降,葡萄牙只能获得20%的市场进入。虽然Handley & Limao(2015)所阐述的市场进入是指产品的市场进入,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市场进入。此外,Pierce & Schott(2016)指出,中美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参与到中美贸易中。由此可见,两国之间更广范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促进双方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Handley & Limao (2017b)用2000-2005年间中美贸易数据证实了进入成本的存在,并且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还表现出异质性,不同所有权属性、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时,其进入和退出行为存在较大差异。Feng et al(2017)将企业分为持续出口者、退出者和新进入者,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后,退出者的比例下降了76%,新进入者比例增加了67%。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影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鼓励了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同时使更少的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他们将企业分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发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下降时表现得更有活力,新市场进入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市场退出者主要是国有企业。此外,Handley & Limao(2017b)还发现,对于进入成本高的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企业进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

随着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微观产品,从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Handley & Limao(2017b)发现,中美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减少带来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幅度,与降低8%的关税所产生的影响是等价的。Feng et al(2017)对2000-2006年间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产品价格的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幅度越大,中国出口产品价格越低。考虑到企业出口行为动态变化后,作者还发现,新进入者的产品价格要比退出者低。这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鼓励了多产的、能以更低价格出口的企业进入市场。此外,Feng et al(2017)还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而进入市场的新企业,其产品质量高,尤其是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下降的出口产品,其质量更高。但是苏理梅等(2016)对产品质量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企业出口产品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越大,其出口产品的质量就越低。佟家栋、李胜旗(2015)对产品创新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中国企业的产品创新,尤其是外资企业和出口市场新进入者的产品创新。

(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活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还波及宏观经济指标,比如投资、生产率、就业率、移民率和社会福利。Sudsawasd & Moore (2006)采用1960-2000年间上百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占人均GDP比重之间是负相关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平越高,一国投资占人均GDP比重越低,这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企业投资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Handley et al(2014)研究发现,中间品和外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最终产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则抑制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Pierce & Schott(2016)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PNTR,降低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但是也降低了美国的就业率。Facchini et al(2018)研究发现,当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美国各州内部的移民率大幅度增加,平均达到18%。上述发现与Baker et al(2016)和Brogaard & Detzel (20 15)的研究结论具有相似性,后者对欧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研究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抑制了欧美就业率和总产出的增长。可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一致的。

此外,Schott et al(2017)采用1992-2011年间中美贸易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供应链采购模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他们将国际采购方式分为美式采购和日式采购,前者的特点是,交易量大、订单不频繁,后者的特点则相反。其主要发现是,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由于担心未来发生贸易战,买家会选择美式采购,承担较高的采购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福利;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买家对贸易战的担心减少,会选择日式采购,这种采购方式会降低采购成本,从而增加社会福利。Steinberg (2017)以英国“脱欧”为背景,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英国社会福利的影响,但是却发现,由此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成本上升0.001%。虽然在Steinberg(2017)的研究结论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甚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其不值得研究。Limao(2016)强调,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Carballo et al(2018)尝试将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分析它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并研究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都抑制了贸易的增长,但是在优惠贸易协定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消减了经济不确定性的消极作用,加速了经济复苏。

六、总结性评论与针对中国的研究展望

早期文献指出,国家之间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动机之一便是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政策环境(Limao,2016)。但是,这一动机一直没有在理论模型中有所体现。直到以Handley和Limao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在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框架下采用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这一政策稳定动机纳入到理论分析中,并证实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优惠贸易协定影响贸易的另一重要机制。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贸易协定,都会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主要通过企业的市场进入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来促进贸易。两国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一方面会促进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同时也会促进更多的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品。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还表现出异质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但是会导致国有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对于进入成本较高的行业,其对贸易的影响更大。这一点对一个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还影响了出口企业的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虽然学术界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仍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

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理论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学术界以出口市场上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为主要的理论机制,来解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但是,Shepotylo & Stuckatz(2017)的分析表明,中间品的进口也是重要的理论机制,然而对该机制的经验检验并不丰富。此外,存货管理可能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另一重要机制。Alessandria et al (2010)认为,在出口市场上,由于存在交货滞后和交易层面的规模经济效应,企业会通过存货管理来应对冲击,从而延缓价格的上涨速度。Novy & Taylor(2014)也研究发现,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通过存货管理来减少损失。因此,结合Schott et al(2017)所发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采购方式的影响,本文认为,持续存在于出口市场的企业也会通过存货管理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当面临较高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不频繁的大额交易。交易达成后企业持有大量存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企业出口动态行为的影响较小。但是,当面临较低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频繁的小额交易。由于每笔交易后企业便进行生产或出售,企业持有的存货量较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企业出口动态行为的影响较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存货管理选择为理解企业出口的动态行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是未来理论模型拓展方向之一,也是值得经验研究深入挖掘的。

第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法不够全面,需要进一步改进。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关税政策、国际经济波动和国内政治冲击的交互作用也日趋复杂,如何度量三种因素造成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未来需要攻克的重点。以中国为例,许多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除与中国同为WTO成员方外,并未与中国签订任何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比如日本、墨西哥和美国。但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下,日益增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波动性以及各国内部的政治冲击,增加了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如何全面系统地度量这种融合了WTO约束关税、经济波动性和政治冲击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亟待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中国外贸和企业出口行为动态变化的影响如何,也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从而为中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第三,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背景过于单一。大多数文献均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但是除WTO之后,中国还签订了其他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这些都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验研究提供了自然实验,值得深入挖掘。此外,从企业出口行为动态变化、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等角度,在双边贸易协定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方向。

第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双边贸易层面,还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作为重要的要素供给市场,劳动力市场扭曲、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例如,Pierce & Schott(2016)分析了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Handley et al(2014)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国双方就业率的影响也值得深究。他们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分析更是为分析其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借鉴。中国同时作为贸易大国和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龚联梅、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邮箱:13247179557@163.com。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