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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


改革开放40年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张卓元 等 


从左至右分别是:蔡昉、张卓元、谢伏瞻、樊纲、汪同三、裴长洪。


编者按:2018年6月2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首场学术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出席并致开幕词,两位主讲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研究员和中国改革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研究员,两位评论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高培勇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蔡昉出席本次会议。为了全程记录这次会议,本刊特刊发论坛实况。

 

一、开幕式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的首场。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举行的论坛。

首先请允许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论坛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蔡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国改革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研究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协调办公室将组织一系列高端智库论坛,来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40年来与国家发展共同进步的光辉历程。本系列论坛将举行9场活动,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结束。

在我们看来,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者而言,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学术殿堂和高端智库而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们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不是简单地罗列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单,也不是简单的追溯、再现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史实和轨迹,而是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实践做出理论概括。因而,作为首场论坛,今天的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我们邀请了张卓元研究员和樊纲研究员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我们还邀请了汪同三研究员和裴长洪研究员进行点评。

在此之后的8场论坛,我们都将延续这一模式。将邀请院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法律、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发展、实践进展、成就等主题进行解读宣讲,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知名专家进行点评。谢伏瞻院长、蔡昉副院长及我本人也将就不同领域专题发表演讲。本系列论坛向院内外开放,感谢广大同仁的积极参与,也感谢在场新闻媒体的关注报道。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致开幕词。

谢伏瞻:略。

二、主题演讲

高培勇:感谢谢院长的致辞。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论坛的主题演讲阶段。首先有请张卓元研究员,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大家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原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发言。


张卓元: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我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问题?30年前,1987年的10月到1988年的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央党校和北大、国务院发展中心、人大课题组等八个单位,对1988-1995年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在有上百位经济学家对八家的改革规划纲要进行讨论的研讨会上,当时有一个最大的争论,就是关于中期改革的主线究竟是什么?

一个是以北大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的主张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第二个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主张的以价格改革为主线,来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第三个意见,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意见,当时刘国光和我是课题组的负责人,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两条主线共同推动。今天我们想当时提出的两条主线,不仅仅对1988-1995年的中期改革是有效的,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改革40年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讲这个题目。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第一条主线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包括这么几大块,第一是个体经济的重生和发展;第二是私营经济的接踵而来;第三,外资经济的引入和发展;第四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第五,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首先是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1978年城市是国有经济,农村是集体经济,私有经济在1957年被扫光了,个体经济也是全国只留下15万人。改革开放后,首先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就是个体经济的重生。根据统计,到1979年上半年,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到了2000万人。怎么样增加劳动就业岗位?成为党和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所以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面对大批返城知青和大量城镇待业人员,报告提出,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1979年的时候。

尽管规定不准雇工,但这也为城市个体经济开了一个口。1980年12月11日,温州有一个女孩,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启了个体劳动者在政策允许下可以从事个体经营了。当年年底,全国从事个体经济的人数迅速发展到81万人。从1981年开始,由于党和政府鼓励和支持个体经济的政策陆续出台,我国城乡个体经济快速发展。1985年已经有1760多万人,发展到现在更厉害了,2016年的时候个体经济已经有8000多万人了!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解决了大批人的就业问题,还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增添了活力。

然后是私营经济接踵而来。个体经济发展,私营经济接踵而来,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过去列宁讲过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发展以后,经营好的个体工商户就要求扩大经营规模和增加经营项目,就需要增加劳动力,需要雇工,那个时候也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所以雇工是很容易找到的。接下来,经济比较好的个体工商户就出现了雇工经营。对于雇工,国家开始是有限制的,限制两三个、三五个等等,几次的文件都是做了限制,而且在80年代的时候,关于雇工的争论很厉害,应该不应该允许雇工?争论很厉害。邓小平开始说看两年,后来又说再看几年。关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究竟怎么区分?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场争议,究竟雇多少工是私营经济?我们一位经济学家出了一个好主意,林子力拿《资本论》第一卷第九章,马克思说,你雇工8个人及以上的是资本家。后来大家都同意了,以8个人为界限,不到8个人叫个体经济,8个人及以上叫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是在1988年开始允许领执照的。1992年,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加快的。1993、1994和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的增长都超过了50%,发展非常迅速。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1979年不到1%,增加到2001年的20%以上,现在认为个体私营再加上外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60%。

再次,利用外资。1980年,先在广东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置了经济特区,接着福建厦门也加入特区行列。办经济特区和利用外资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对引进外资非常支持,慢慢地走上正轨。从经济特区到全国,利用外资逐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12年,全国外商投资的企业达到了44万家,投资总额32610亿美元,注册资本1.8万亿美元,所有者权益达到1.4万亿美元。60%的外资投到制造业,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相当突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出口大幅度增加,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991年120亿美元,2014年达到1007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为16.7%,上升到2014年的46%。2011年在工业部门的总资产中外资所占比重达到24%,这些都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是中国相当重要的市场主体。

第四,国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1978年12月,安徽的小岗村签订了包产到户的第一项协议,包产到户是逐渐在中央的支持下,在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下,从1980年初占生产队总数1.1%到80年年底上升到占15%,1981年6月包产到户占总生产队总数的86.7%。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产权,但有了经营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同时,从四川开始,对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十几年的时间。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这是我讲的第一条主线的大体的脉络。一个是个体经济的重生,第二是私营经济的接踵而来,第三是利用外资,第四是公有制的改革。1997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个问题,怎么样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根据我所知,在2013年开始起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在理论界和工商界对此有两种差距很大的不同的看法。有的理论界人士鉴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甚至60%,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60%,对全社会新增就业岗位的贡献达到80%~90%,主张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跟这个相反,也有理论界,特别是工商界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现实经济已经发展到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认为对GDP贡献已经超过60%,他们建议把基本经济制度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我本人也参加过工商联召开的一些会议,他们有那么一个建议。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不全面的,都没有很好的认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敲定公有制为主体的时候,对公有制为主体含义作出非常明确的规定,当时文件就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1979年改革开放到2017年的39年,中国GDP增长33.5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1.8%上升到2017年的15.3%。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不同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继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些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财政部、国资委和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公开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经营性的国有资产34万亿元(到2017年的时候已经到60万亿元了),这是净资产,不是总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净资产11万亿元,金融性净资产53万亿元,资源性国有资产有458万亿元,总资产加起来557万亿元。这都是净资产。我们到现在为止,私营经济的注册资本是40万亿元左右,外资所有者权益相当于10万亿元人民币,个体经济注册资金不是太多,所以总的来说,特别是公有制里面的自然资源资产就很大了。所以总的来说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公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优势没有变,而且按照十五大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个问题,第二条主线。经济运行机制转向市场主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场来替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展开的,也就是逐步放开价格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放开小商品、农副产品价格,这些商品很快就向泉水一般涌流出来,增加了商品市场供应。我们年纪大的都知道,我们70年代包括80年代,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到超市随意买东西。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一旦引入市场机制,各种产品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

1992年召开党的十四大,总结了改革开放13年的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下面主要分几个小点:

首先是价格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格改革走在前列,1985年后以放开价格为主,放开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的价格,使商品市场迅速活跃起来,1998年特别是下半年,终于出现了人们期盼已久的买方市场,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20%多。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转向资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水、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价格改革逐步推开。到2016年全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放开。远远超出我们80年代研究价格改革时候的想象。我们80年代提出市场价格体制参考当时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做法,认为有80%的商品价格放开就很好了,我们已经97%都放开,剩下的3%限制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放开价格就能形成市场。价格改革大幅度推进,为市场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分四个阶段,第一是1978-1991年,在价格改革大幅度推进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同步发展。第二是1992-2001年国有企业逐渐向市场主体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第三,2002年-2012年,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这方面发展非常显著。第四,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争取到2020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第三是宏观调控。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包括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传统的经济体制,1978年底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搞活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增强了,这时,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所以为什么1985年要召开“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研讨会。这个会议中国当时经济部门领导们都参加了。当时最重要的是明确要求从原来的直接管理、计划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是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于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这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其次,宏观经济管理要实行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实行紧缩政策,在经济过冷的时候实行扩张的政策。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价格改革等相配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一个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一个是防止通货膨胀,还有促进重大结构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是关于宏观管理。

在实践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成效应该说是非常显著的。最主要的标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是增长的,没有一年是负增长的。最低的GDP增长也达到3.9%,在1991年。而且近40年,年均GDP增速达到9.5%,CPI上涨率不到5%,这样是最佳的搭配。本来GDP的增长已经扣除了物价上涨率,39年平均达到9.5%,总增速33.5倍,年均CPI上涨率控制在5%以下。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说明我们宏观经济调控是非常成功的。

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是最重要的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一方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克服资源配置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努力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工作。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作。

最后一个问题,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的两个重点的规定。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候,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讲到这两个重点。我体会,我们前面所说的两条主线是同这两个重点是相吻合的。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产权制度的完善,包括我们现在强调的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非公有经济的财产权,有效地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另一方面,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上面我说的两条主线论和十九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符合的。所以,今后继续从这两个方面,按照十九大说的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对外开放的问题,这里没有涉及。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高培勇:谢谢张卓元老师。下面有请樊纲研究员演讲。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言。


樊纲:首先非常荣幸、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重要的论坛。

我们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探讨研究改革40年的发展。张卓元老师就大的格局——改革路径和40年基本发展脉络做了深入的分析。我从个人研究过的问题、观察的问题来讨论一下这40年改革发展的某些进程。我的主题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需要不断深入、不断探讨。

第一个想说的是市场化改革和价格改革的问题。张卓元老师刚才说了,过去我们的资源短缺、“走后门”、寻租等一系列的现象长期存在。所以留学回来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灰市场理论》,就是研究这个“走后门”的问题。开篇写的是“拿茅台换云烟”,都是短缺物品,大家互相走后门、递条子,拉各种关系,形成了这样的市场结构。这样一种结构长期存在,原因是什么?这种关系中重要的一点叫“供给刚性”。“走后门”相当于在流通环节中加价,但是这个价格没有传递到生产者,由于生产者价格是固定的。结果是消费者多支付的“走后门”成本全被流通环节收走了,生产者收到的仍然是固定价格。因此,生产者没有增加供给的动力,也就导致短缺长期存在。

后来我们进行了价格改革。在逐步放开价格限制、放开自由市场的过程中,我们的短缺现象消失了。后面的30年大家都能感受到。我记得有一次在车里听收音机里的人物访谈,访莫言,当时莫言还没有得诺贝尔奖。他讲了他几本书里的主题——饥饿——“我从小就认为饭是不可能吃饱的!从来是饥饿的状态。我现在去超市那,我都去卖粮食那捧一把闻一闻,怎么现在这么多粮吃不掉呢?”这就是市场机制,通过供求决定价格,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所以价格放开、改革取得了成功,走后门现象就消失了。但是,最近大家是不是又听说了走后门的事了?买房子要托人递条子,这种现象又开始出现了。这说明一定是市场机制受到了改变,限价了、控价了、价格不能变了。递条子的行为可以货币化,就是“加价”,买一个号就得几万!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核心机制就是由供求决定价格价。这一点一破坏,很多东西就改变了,与短缺相关的一系列情况一定会出现。    一种怎样的机制一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是有规律的。前些年,曾经接到过委内瑞拉工商联邀请,去我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改革固定价格制度以消除短缺。他们的现象是短缺,什么都短缺。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一限价就会出的各种问题。你限其他的因素都是改变参数,参数变一变可以影响供求规模。这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不会破坏市场机制本身。比如说,限购让一群人不能买房子,限贷使你的需求少一点。这些都是改变参数,改变需求方的需求量。但是你一限价,就破坏了市场经济。

就房地产而言,我个人同意紧急情况下采取点行政手段,限购限贷,先把泡沫抑制住。但是,我认为不要限价,一限价就会破坏了市场机制。紧急情况下先采取点措施,不要无限制的鼓起泡沫,对于我们宏观调控,防范规避金融风险都有好处。紧接着,要有长效机制,要采取长效机制的改革,特别是针对供求关系的失衡,研究我们供求关系为什么失衡——大城市房价飙涨,小城市库存积压。在供求双方,我们特别强调主要在供给侧。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们特别要关注价格的作用,关注价格对经济行为、对生产者的影响。要关注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分配效率。我们研究走后门,大家说腐败、不公平,同时要想到它对生产和供求关系的调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总之,价格理论仍然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在我们的改革中要非常清楚、非常一贯的去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在反反复复走回头路。一些惯性的管理办法,往往使旧的机制卷土重来,干扰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第二个问题,防范金融风险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地方债务问题。在经济研究所工作时,1989-1990年,社科院组织我们研究中国宏观调控机制问题。我们几个人做了一项研究,出了书,叫《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在那本书里,我们感觉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兄弟竞争。当时有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对预算软约束、对公有制企业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就是国有企业亏损了,国家给补贴,财政给拨款,不会让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因此预算约束是软的。我们那个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兄弟竞争。兄弟竞争就是指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跟国家一定意义上也是父子关系。我们可以假定没有国有企业,就是民营企业,但有一些地方政府,这是中国的经济一个重要的特点。这里多了一个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它拥有政府的信誉。现在银行、金融机构,一说给地方政府贷款,总觉得它不会赖帐,早晚总会还钱。地方政府不还,中央政府也会帮它还。挂在银行的帐上也不是罪过,这是给政府的贷款。但是,地方政府都认真的努力的发展经济,相互之间有所竞争。首先就是竞争跑项目,多搞点贷款,多搞点资金。但是,这种地方政府可不管经济学意义上“政府”该管的事了,也就是在宏观经济学里政府管的那几个变量——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当时我们提出要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特别是金融行为、借债行为,这些是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变量,管不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当时我们觉得这本书把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分析了我们这个经济体制——中央单一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导致的一系列后果。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主要就是说既然它是一级政府,对它的行为地约束,只能是法律手段或者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比如利率、税率等)是不起作用的:它们连本金都没想过还,利率高点低点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宏观调控也要有特殊的手段,要多一个宏观调控手段,即行政手段。不仅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要有行政政策(对国有企业的一些调控政策,也要行政手段才管用)。

书出来以后,到了1993-1994年的时候,一个国外基金会说想资助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请了联合国翻译局的一些人进行了翻译,初稿到我们手里,改起来工作量很大,相当于重写。当时就有点矛盾,要不要出这本书的英文版?因为,1993年通过了《预算法》,明文规定了不允许地方政府借钱,不允许向市场上发债,也不允许向银行借款。我想,这个《预算法》一公布,上面说的软约束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再费劲翻译成英文,出来以后,我们自己觉得有新意的那些东西不就已经过时了吗?所以,初稿都拿到了,我们没有再去改,没有出这本书的英文版。当时想的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书出不出不重要。我们也希望问题就此解决了!没想到的是,十五年之后,这个问题又闹大了!这次是因为收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政府要刺激经济。大家一说起当时的刺激政策,都知道有个“四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但实际上,“四万亿”是中央政府两年的投资放在一块说,一年只有两万亿。两万亿之中又有很多其实是转移支付,是收税后政府再搞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是正常的财政支出。真正的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产生的需求,也就是借债导致增加了需求。这在四万亿中很少,只有几千亿,真正的大头就是一年涨了6万亿的地方债务。1993年通过了《预算法》,地方政府总得找点办法借点钱,但同时大家也都有点防范,所以从1993-2008年,15年间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企业)”贷款的存量只有1万亿,而2009年一年之间就涨到7万亿,一年增长6万亿!原来这个事是控制的,但2009年有文件说要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多搞点贷款多搞点项目。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反映了1993年《预算法》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即完全不让地方政府借钱很难持续。因为,地方政府搞的项目都是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不允许它名正言顺的通过发长期公债融资,它只好走金融的口子,就是短期的金融贷款,包括影子银行的贷款。项目的回报是10~20年才能体现,而贷款是3~5年的安排,期限上是不匹配的,一定要出坏账。很大的金融风险就出现了,这是需要调整的。但是,没有正式制度上调整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又放大了,所以这里面的教训是蛮多的。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个人基本上同意新修订的《预算法》,地方政府可以发债,但是要总量控制。这个总量不仅是中央政府,而且是人代会来批准,进行总量控制。不过改了以后,地方政府又出了新的办法绕开,在PPP项目融资中搞什么政府担保,为私人企业做担保,融资平台这个概念又扩大了,这是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也是长期没有真正解决的大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问题,最终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这是多年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下一步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研究,进一步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合理的制度安排,从长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财政、金融、地方政府的权限和结构性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最后再讲一个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1987-1988年,我们还在上学,毕业就面临着国企怎么改的问题。一方面改价格,一方面改企业。当时自己也做了一点分析,要企业和价格同时进行改革。但是分析起来还是觉得国企改起来很难,需要一些条件,当时条件也不具备。因此,1992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首先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叫非公有制经济。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包括就业的条件、资金的条件、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使国企在竞争环境中暴露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改变大的经济结构,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促进整个经济结构向市场化发展。后来还进一步写了一篇理论论文,叫《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体制上有差别,新的部门更有效率,增长更快。只要假定新的部门增长速度比旧的部门更快,从长期来讲,这个新的部门就会成为主要的部分,会越来越大。相对而言,你可以不去改那些旧部门,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它占的比重自然缩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用去关掉旧的部门,它自然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样的改革的思路,从逻辑上是说的过去的。文章的前面讲的都很简单,现实中事情没有那么自然,没有那么简单。传统的部门会有各种力量来扩大自己,使改革的进程和结构改变的进程出现逆转,当时就提出了“逆转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在现实中是有的,旧的部门可以向新的部门征税,各种转移支付,从财政的角度,从银行、股市、各种政府的支出。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一切补贴都是从一个部门收东西补贴另外一个部门,这样就使得新部门的增长速度低于这些传统的部门,所谓“逆转”就会发生。

应该说,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可能性。当然了,不一定完全逆转,但是可能会影响发展的进程、改革的进程,因此说改革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存在逆转的因素。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最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都强调了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的思路就是通过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现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而改变原有的管理机制。但是现实中,要让国有资产进行交易,这件事很难做。与此同时,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国有企业去收购民营企业的资产,或者用各种方式和民营企业实行一种股份所有制,结果是国有企业反过来把民营企业变成了国有管理的企业,按照国有企业规则运行的企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逆混改”。本来的目的是使国有企业一定程度民营化,但是现在反倒使民营企业国有化了。有五种形式,我们最近的研究分析向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种是并购民营股权,即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并购民营企业。最重大的例子是万科,“野蛮人”那个事之后,深圳地铁把“野蛮人”那一大块股权买了。此后,现在万科在深圳的文件上,已经作为国有企业管理,跟深圳国有的地铁集团“并表”,就变成了按照国有企业的方式来运行了。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行为什么有问题呢?本来我们有两块,一块国有企业,一块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用的是国有资产,花公家的钱,这是需要严格监管的,需要党委、纪委看住的。民营企业花自己的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去承担风险,亏损了自己去承担,不需要有更多的公共机构去对它进行监管,它就可以发挥活力。产权交易和产权配置,什么叫市场化配置?就是交易,兼并重组。现在你把它变成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得按照国有企业的方式运转,它的活力就大打折扣了。以前说华润持有这个股份的时候,只分红不管理,而现在成了国企管理了,不知道万科下一步怎么发展。这是国企并购。

第二种是合并国有股权。有一些民营企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通过各种集资,一些国有企业出进行了投资,但占股都比较小,各自占了百分之几,股权分散。这样企业家才可以经营。现在呢?我们国有资产叫管资产不管企业了,资产运作怎么运作?把几家国有企业召集到一块,重新配置和无偿划拨,统一并给一个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央企,或者都是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这几个股权一合并,就成为最大的股东。一旦成了最大的股东,就可以改变经营方式了,只要控股就可以有决定权,然后名正言顺就变成国有控股的企业了。

再就是非市场化的承接民营股权。有时候出现非法集资等问题,民营企业出现各种问题,政府直接干预,组织一些国企对它收购。这种做法这次在“安邦”的事件中,没有得到批准的。在“安邦”事件中,政府做法是先托管一段,然后卖到市场上。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对的,保持了基本属性,而不是政府组织国企去接盘。这种思路是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的精神发挥出来了。但在之前的许多其他案例中,并不是这样,而是把出问题的民企,通过政府干预和国企收购变成了国企。

再就是“拼接民企”。国企的资产动不了了,过去这么多资产,一百亿资产,一个民企30亿的资产,这两个联合形成了130亿的新的公司。这130亿的公司显然是国企占大头,从此以后,这个国企就来管这130亿的总盘子,经营战略决策都由集团总部来决定,就合并成了国企。

当然了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民营企业主动“染红”,请点国有企业进来。没有国有企业,许多政策民营企业都不能享受,这说明我们很多政策还是有歧视性的。为了获得政策的优惠要请一点国企进来,相对而言要按照国企的规则运行,你才能享受到这种优惠。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扭曲,也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的倾向。这个倾向不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国资数量是很大的,国资再组织组织,民企再大也可以收购掉的。阿里巴巴再大,几个国企加在一块,也可以收购。这样的话可以把所有的民企都“全部收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不是这个方向,而是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持民营经济的活力,甚至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客观运行中也不怪当时的操作,国资部门要管资产,要做大做强,去卖国资又不好卖,就收购别人,它也扩大了,也有政绩。所以,现实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值得警惕和关注,值得我们去思考。要不要立一些规矩,对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兼并重组的关系做一下规范和指导,把改革市场化的机制进一步深化,进一步发展。在这也希望我们搞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通过我们的论坛进一步交流深化和研究,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曲折中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我就讲这些,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三、嘉宾点评

高培勇:谢谢樊纲。张老师和樊纲分别讲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索,另一个是体制改革的进程与风险。相对于张老师关于所有制改革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的讨论,樊纲更多地强调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资深学者,汪同三研究员和裴长洪研究员做一个简短的点评。先请汪同三研究员,大家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发言。


汪同三:非常荣幸对张卓元和樊纲的演讲做简短的评论。刚才被思客拉过去问我改革开放40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了。我坐在那想,说的还对。确实,我们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40年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也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成就。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化下去,继续完善起来,发挥更好的作用,还有很艰巨的任务。张卓元老师提到的两条线,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的一个框架。这个市场经济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机制。体制就是张老师讲的,机制就是讲的价格的改革,宏观调控等等这都是机制问题。也就是说,社科院从它1977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沿。比如说,应该讲价格改革是我们市场经济改革的切入点,没有价格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框架是搭不起来的,因为市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买东西、做交易。做交易、买东西怎么就成交,怎么就不成交?看的是价格,价格合适就能成交。所以应该讲,社科院当初刘国光和张卓元老师提倡价格改革,在价格改革上进行种种努力,是为了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诺的重要的前提。价格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价格是不同商品之间进行交易的必要条件。而不同商品为什么要进行交易呢?是因为商品的所有者不同,如果商品都是你的就没有交易了。所有制的问题,也是我们市场经济的重要的内容。张卓元老师讲到80年代遇到的问题,都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市场经济提出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说那是改革开放的起点,那时候根本没有提体制机制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从原来的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后来我记得还有一个方针,叫作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是80年代初的时候提到的。那时候还是要计划经济为主。再以后提到的是商品经济,没有人能反对,因为马克思讲从奴隶社会开始到共产主义之前都是商品经济。

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谁先提出来的呢?当然了,邓小平是功劳最大的。我们看邓小平和外国人谈话的时候,他是问话的形式,“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吗?”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讲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明确地提出来,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才可以堂堂正正的在这里讲市场经济。

樊纲和张卓元老师都讲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真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讨论甚至争论,甚至吵架甚至骂人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张卓元老师讲到80年代、90年代就不同思想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这种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尤其面临众多问题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下去,完善起来,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在学术观点的讨论中要重视智库的作用,樊纲实际上是智库作用先行者。他90年代离开社科院,到一个社会机构当“社会闲杂人士”去了。那就是中国民间智库的平台。几十年下来到现在,我们智库成为非常重要地为我们国家出谋划策的基地了。今天请到这两位老师都是在各个方面都比较领先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要注意它的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还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90年代的时候要深入地研究中国的问题,而且这些研究具有科学性的机制,这一点也是我们社科院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是《资本论》。《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在讲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马克思用数学公式表示。当然了,现在看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的数学是很简单,但在当时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时候是非常领先、非常科学的。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理论是逻辑的、严谨的,而且方法是先进的,科学的。我们现在都讲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者需求,消费者怎么拉动经济增长的?你得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说的公式,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不等式,说明消费必须能够导致投资,才能扩大再生产。没有产生投资的消费,顶多是简单再生产,你要是想消费启动、拉动消费再生产,必须使消费产生投资。我们要注意全面集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也要讲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就讲这三点,谢谢!

 

高培勇:谢谢汪老师!接下来有请裴长洪研究员做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发言。


裴长洪:三位重量级专家都讲了,我这非重量级专家做点啰嗦补充。

张卓元老师讲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论,总结的非常好。两条主线论基本概括了4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40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实践和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在围绕这两个问题做文章。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两条主线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改革是以人民为中心,当时人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解决就业的问题,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所以需要改革所有制结构,需要实行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40年后我们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什么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呢?不平衡好理解,城乡、东中西部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哪里呢?现在我们缺什么?在北京,优质中小学不够,幼儿园不够,三甲医院不够,交通拥堵,有雾霾,当然还有别的,文化、科技都有满足不了大家美好生活愿望的短板。这些是什么呢?是公共产品。这包括:第一类水电气热、交通通信,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指保险)。这是目前我们不充分或短缺的,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愿望不充分的,大家吃也不缺,穿也不缺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是这些方面缺!那要怎么解决?依然是这两个问题,因为要解决产权制度安排的问题,还是所有制结构问题。幼儿园教育、中小学教育,都涉及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问题。要想获得更多的供给,你要解决它的产权属性。这些问题不解决,它的供给依然增加不了。当然,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还涉及很多问题,如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这些问题。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要修地铁,如果完全靠国家投资,就很难解决供给问题。因此,要加快建设这些项目,要补这方面短板,就要吸引社会资本来投资,就要解决产权结构问题和公司治理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经济运行怎么转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定价问题。都像北京过去的地铁票,一张票2块钱,地铁总公司亏死了。还怎么能解决增加供给问题?北京地铁票涨价讨论了多久?最后是这样的状态,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地铁总公司盈亏平衡的问题。这些领域和充分竞争的商品领域不一样,这些公共产品都带有一定的福利性。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福利性就越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它的普惠性应该定位在什么程度?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所以现在要解决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改革的角度看,依然是这两个问题。要解决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解决如何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继续围绕这两条主线做文章。

刚才樊纲讲的地方债的问题,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地方政府也变成了市场主体了,这就是向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国家是不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没有。西方凯恩斯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也讲政府干预。但是由于政党争斗,政府提了一个干预市场的办法立刻就有人反对,所以政府也没有办法完全贯彻它的主张。政府干预被反对是经常的事情。我们地方债务出现问题,说明我们的政府作用的错位,当然也就会产生政府干预的失效,我们怎么办?恐怕要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的思维范式,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要靠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过去我们讲政府干预的时候,是把党的领导放在政府干预里面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需要把这两者分开来。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不仅市场也可能失灵,而且政府干预也可能失效,怎么办,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就是依靠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的状况。包括樊纲说的,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曲折的问题。随着我们经济体制的变化,我们的产权结构多元化,我们企业和所有市场主体都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党的有效领导,同时又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是向我们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经济工作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个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都要总结加强改善党的领导的经验,考虑如何进一步的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总结起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第一是如何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第二是经济运行如何从政府集中统一管理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第三,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在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就是我们始终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

我就说这些,谢谢! 

四、现场提问

高培勇:按照会议的安排,我们有点时间,请大家和几位专家学者做现场交流。

提问:我是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年轻学者,我想向张老师问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价格改革一直引起广泛的讨论,从现在看这个问题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请教张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卓元:你的问题是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关系问题。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讨论,我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问题。1987年的时候讨论很热烈,北大课题组和中央党校课题组,认为企业改革是第一位的,应是当时(指1988-1995年)改革的主线。按照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整个的改革进程中,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走在前面的。企业改革举措非常多,但是比较长一段时间,还是在放权让利上转圈子,缺乏制度创新,1993年之前还没有确定制度创新的改革方向。1993年才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个世纪80、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对国有企业冲击很大,许多国有企业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而陷入困境,所以1997年中央就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来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2000年以后,特别是2500万国企富余人员下岗分流以后,国有企业逐步走出困境,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价格改革相对来说是比较到位的。国资国企改革还需要加强,特别是牵连到既得利益推动起来就比较困难。2015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国资委本身参与是否多了一些,本部门制定本部门的改革方案是很难到位的。到现在为止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还是国资国企改革,2020年能不能很好到位我还是有点耽心的。

提问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樊纲老师,有一个地方债务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债务?发这么多货币,会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我们的央行为什么对急剧扩张的情况不采取相应的政策?我们的债务会不会爆发?或者有什么办法应对它?

樊纲:通货膨胀率不包括资产。我们一般的消费品、生产资料都在通货膨胀率里,但是房价不在。所有的产业,消费品制造业产品供过于求,大家说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了,钱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值钱。钱在国外买东西也很值钱。大家感觉钱不值钱了,是针对房子,把货币消化掉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央行还是在努力的用一种中性的政策去化解,包括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都在努力地消化,用相对中性的政策,逐步地化解。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货币问题,还有具体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要改革,要方方面面同时推进。

提问:我对经济学家和老师的演讲非常有收获,我想问樊纲老师,1996年的时候您说世行资助了一笔钱,邀请了很多老师来干了一个课题,大家收获非常大!2008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本经济学分析的书,当时还有您的签名,这本书里您提出经济改革是符合中国改革的路径的。就像我们考试一样,60分是会做的,后面的难题就不大会做,或者说做不好!您讲到矛盾和分歧,如果我们下一步改革的路径依然是渐进式改革,您有什么方法呢?

樊纲:现在想起来,现在都在谈改革,但是中国同时是一个落后国家,你不能把发展的问题放在一边。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饼做大的过程中,在增量的过程中改革,一方面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实现体制的调整。现在回过头来,一定意义上我们依然是很落后,我们依然有发展和改革双重的问题。我觉得基本的方法不变,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确实需要在很多领域下决心。如果说从现在看,刚才是提哪条线更重要,现在从价格的线和市场的线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包括科技发展,包括现实的问题。现实的无效率这块怎么解放思想?怎么把提出的方向真正落实、不走偏、不逆转,能够真正地下决心,产权关系的改革是最重要的。

提问:各位老师讲得非常好,我是欧亚所的,我长期在工信部,也一直关注国有企业改革。樊纲老师也提到了逆混改,您认为有什么逻辑结构?您对今后有什么比较好的案例?

樊纲: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中石化售油的部分,拿到市场上引进了一些资本,占有一定的股权。各地方的进展也很慢,就是因为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老是悬在那,很难做。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前10年、20年写的文章是很多的。国有资产的价值就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什么卖了就之后值钱,没卖的时候不值钱?因为你通过交易,资源配置合理了,就值钱。你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按照值钱的价格卖国有资产。这种变化肯定会导致所谓的“流失”。市场上一切兼并重组都是产权交易,从效率不高转到效率高,从不值钱转到了值钱,我们用后面的价值评判前面的流失,确实没法做。我觉得是认识上的问题。怎么定义价值?怎么坚持契约精神?最好有市场机制、有挂牌、有监督,大家放在市场上,大家定价格,就不能在后面找后账了。在一定意义上有大的认识就需要在具体的环节上要有点改进,才能进一步深化。

提问:谢谢各位老师,我是亚太院的。我们跟国外学者交流的时候,面临着对方在问中国相关的问题。我今天有一个基本的感觉,市场在中国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除了樊纲老师说的逆混改的现象,总体的趋势是市场的作用。我们在国际上遇到的问题,在加入WTO之后是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承认我们的市场地位。这两个问题,我们怎么把它联系起来?怎么来解释?怎么来向国际上解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承诺,还是说不认可我们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没有履行他们原来的承诺?谢谢!

樊纲:我们入世承诺和对我们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认定是两码事,西方衡量我们的是实际经济地位。我们有一套说辞,我们整个商品领域,要素领域的市场化程度都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西方国家不认可我们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有不少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就怀疑你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政府补贴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的国有企业集中在很重要的领域,比如金融、通信。金融、通信这些领域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们的市场准入的承诺程度是比较低的,这也是事实。我们的股权比例限制,我们对外资市场进入经营领域的限制是比较多的。这也是他们认为我们市场经济地位不能给你的原因。第三,是有一种偏见。如果前两个理由有一些经济标准,第三个标准他认为你有工会,你的工会的工资制度不是可以自由谈判的,而是政府控制的。这些问题是属于他们的基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歧视!不认可。有这三方面的原因,商务部贸易局和西方国家的工作组,以及和欧盟举行过很多次的谈判,但是始终不认可。从美国来讲,考虑问题更多,不承认的问题更多,恐怕要考虑你将来是不是它的对手!谢谢。

提问:谢谢各位老师精彩的演讲。我想问一下樊纲研究员,除了裴老师说的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下一步解决地方债的重点和难点的瓶颈在哪些方面?

樊纲:从规模进行控制这件事要确定下来。没有规模的控制是没有办法的,而且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贯彻我们的《预算法》。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我们现在的经济是承受得起的,让它增加的一部分替代过去的隐性的政府担保也好,整个的地方融资平台也好。我们企业债务是最高的,在国际上也非常高。在我们企业债务里一大部分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是以企业的名义发行的。把这一部分债替换下来,让它从短期的金融债转变成长期的财政债,才能和它的项目的性质相匹配。包括去杠杆,包括未来长期的发展,包括我们的承受能力,适当的控制有管理的地方债务的规模,有利于解决现在的问题,有利于形成比较合理的又比较有管理的机制。我觉得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五、会议总结

高培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给大家更多的提问机会了。在我的印象中,举办任何一场论坛,最佳时间选择应该是两个半小时。现在,我们已经超过1分钟了。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做点小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今天的首场论坛,我们分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主讲人发表主题演讲,第二阶段是点评人针对主题演讲进行点评,第三阶段是各界的朋友和专家学者进行互动交流。我想说,这三个阶段都很成功。这可不是通常的客套话,我是有实实在在的依据的。在我看来,今天的首场论坛至少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今天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几位专家都属于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而且,他们又都分属于不同年代。张卓元老师是30年代生人,汪同三老师是40年代生人,谢伏瞻院长、蔡昉副院长、樊纲研究员、裴长洪研究员,加上我本人都是50年代生人。记得樊纲十几年前曾讲过,判断一个人是否老了,就看其讲话内容涉及的时间点。如果他一开口讲的是20年前的事情、30年前的事情,那么,他肯定是年纪大了。不过,年长也有年长的优势。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在讲故事。但他们讲的故事,不是从书本来的,而是实践中来的,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这可是我们今天这场论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几位老师围绕改革开放的讨论,大都是以他们经历的事情为依据的。

第二,他们讲故事的层次和一般人讲故事有所不同。不仅仅是讲故事的本身,讲事情怎么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他们都做了理论思考。经济所在今年5月17号举行“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的时候,我们播放了一个专题片。今天参会的好几个老师都在场。那个专题片是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间良好互动的故事为主线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由此可以引申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良好互动的过程。所以,对于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学术殿堂和高端智库而言,对于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我们庆祝改革开放,与其他领域、其他方面的工作者有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讲故事,不仅仅是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而是着力于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提升一步,上升到经济理论演进层面,从而讲的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间良好互动的故事。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才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最好的方式。

第三,我们在讲理论研究、理论演进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停留于过去的记忆,而是由此延伸,最后都归结于找准站位、明晰前行方向。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也都不满足于对过去怎么看,更重要的是聚焦于未来的改革之路如何走。这才是我们这场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我想说,中国社科院将和各位朋友一道为此而积极努力!

我还要做个预告,下一场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请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