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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


“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佟家栋 刘 程 


内容提要: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长河看,以大宗商品价格趋同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和两个中断或调整期;逆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生长出反对全球化的要素。当这种力量足够大时,代表这种力量的政党会在选举中执政,将反全球化付诸逆全球化的政策或行动之中;从世界角度看,逆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英国和美国分别都扮演过全球化倡导者的角色,它们也分别在两个逆全球化的调整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一国内部的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选择的转换中,伴随全球化过程不断拓展,受损的利益集团及其受损程度,在规模和深度上积累起来,成为逆全球化的发动者、倡导者和支持者,它们反对全球化的实质是反对由全球化带来的要素收入的变动;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推向全球带来了一些利益集团在就业以及收入机会的丧失,导致其不惜支持会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不确定性的政府和政策;从国家层面看,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政府在“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中更倾向于选择保护主义,这是政府付出较小代价的战略。美国对逆全球化的纠结来源于自己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保护和鼓励其他经济体获取国际经济合作利益的保护伞。因此,它的目标既是要求世界补偿过去的损失,又要建立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新秩序。

关键词:逆经济全球化  要素价格  均等化  全球价值链  分配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全球化发端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后,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和两个中断期。追踪过去的历史,我们发现,逆全球化事实上孕育在两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过程中。后者在创造了大量的利益获得者的同时,也累积了相当多的利益受损者。受损者不断积累的过程最终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乃至中断。顺应“民意”的竞选者上台,使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最终落地为逆全球化的政策和行为。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经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正在向逆全球化的角点倾斜。

一、第一次逆经济全球化及其推动力

历史学家们将经济全球化的发端定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因为从这时开始,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地球可以是跨越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一个更加广阔的土地。从而,国际贸易的范围大大扩展了。经济学家们定义经济全球化的标准更严格,在杰弗里·威廉森(Williamson,1995)看来,经济全球化发端于1820年,其标志是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比较接近,欧洲内部各国乃至跨大西洋的大宗商品价格差不足30%。据凯文·奥罗克和杰弗里·威廉森(O'Rourke & Willia mson,2000)统计,1840-1901年世界运输价格下降了70%,由此促进了大西洋两岸国际贸易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延伸。再加上以金本位为主体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为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带来了重要的金融制度。贸易的参加者突破了各国货币的限制,进入了一个以国际货币制度为依托的国际贸易发展时期,而强大的英国海军有效地维护着国际航运的安全畅通。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国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同时,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迅速崛起。比较典型的国家是当时的阿根廷、德国和日本,它们既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又为中心国家英国、法国等创造了新的商品销售市场。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伊莱·赫克歇尔、贝蒂尔·奥林指出,国际贸易不仅使商品的价格趋向均等化,还带来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根据杰弗里·威廉森(Williamson,2000)的分析,1870年以后的21年间,美国与英国之间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能够解释30%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能够解释1870年以后40年间美国和瑞典10%的工资水平均等化。凯文·奥罗克、杰弗里·威廉森(ORourke & Williamson, 2000)的研究表明,欧洲大陆和美洲新世界的商品价格趋同能够解释它们之间25%的工资-租金比趋同。因而,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助于各国福利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

然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被打断,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竞争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德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明显不足,大量的产品找不到销售渠道,产业工人大量失业,最终推动了德国以战争为手段,重新划分世界市场,从而中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各国为保护自己的市场,相继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它们竞相提高自己的进口关税水平,使各国的产品市场被压缩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供给扩张与需求有限,即市场有限的矛盾导致了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后的恢复过程又成为各国保护自己市场的理由。如果说,此前出现的各国的政策调整只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调整,那么,由于经济恢复期明显的发展不平衡,又使德国、日本走上了靠发动战争解决市场问题的轨道,大规模摧毁经济财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经济全球化过程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

引发逆全球化浪潮的正是经济全球化原先的倡导者和推动者。1931年,作为大西洋贸易的枢纽英国,宣布终结英镑金本位制度,服务全球化的金融秩序崩溃,货币战与贸易战拉开序幕。1933年,美国宣布放弃与英、法签署双边汇率协定,大幅贬值美元并提升进口关税。从政府层面看,同一年,罗斯福政府以“美国复苏优先”为竞选纲领入主白宫。这些倡导者迎合了经济全球化反对者的要求,强调自身利益、上台执政,使逆全球化成为一种合法的政策选择,并表现为一国,乃至各国竞相采取的政策。这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的实施,终于导致了强制性重新瓜分市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化中所创造的财富被逆全球化的行动所摧毁。

二、第二次逆全球化及其推动力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始于1950年。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在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经济恢复中贸易战、金融秩序混乱、以邻为壑贸易政策盛行教训的基础上,各主要国家就开始着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希望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联合国等机构,培育一个各国可以和平解决争端、平衡贸易收支、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并进而可能避免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政策滋生的土壤,为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世界银行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在内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发展提供了外部支持。总之,在全球经济秩序的设计者那里,图景是秩序建立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将生活在共同繁荣的制度环境之下。

现实也是如此,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和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太平洋沿岸贸易和投资也在实现迅速的赶超,形成了“亚洲四小龙”、日本,随后是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生产价值链。其中,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和运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国际商品市场的障碍大幅度减少,世界贸易组织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40%降低到5%;生产过程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占据重要地位,达到全部贸易总值的40%~60%。跨国公司按照要素禀赋优势将生产过程分布于世界各地,实现了跨国公司在特定商品生产成本和价格的绝对优势。FDI几乎被所有经济体所欢迎,直接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幅度减少,大量的资金或间接资本流向能够高效调动资本的经济体。国际贸易的增长率以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速度迅速发展。

然而,在此次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过程中,人口迁移成为各经济体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当资本流动可以代替商品流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更是回避各经济体可能的敏感问题,按照各经济体生产过程的特点和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的领域,将生产过程分布到全球各个地方,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断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延展的进程。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接下来就是国际贸易信用体系的中断,各经济体对外贸易断崖式的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世界进出口总额大跌21%,中国也经历了入世以来首次出口负增长(见表1)。这场波及全球的贸易萎缩被称为“全球贸易崩溃”。

表1 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实际GDP增长率:2008-2010

金融危机及其国际贸易额的大幅度下滑使经济总量在各经济体呈现出负增长。尽管各经济体一起努力,遏制住了更加严峻形势的出现,但是此后出现了长达8年的经济增长低迷状态。最近两年各经济体经济有所恢复。但是,在经济恢复的脆弱期,各经济体为保证这种恢复的势头,大多采取了保护本国(地区)市场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自2018年开始,挑起全球贸易战。美国从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与主要贸易伙伴展开对抗,发起了以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战略性贸易战。其特征是以商品贸易战为先导,通过有计划、有预谋的战略规划实施,为本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进而改变国际经济规则,强调以平衡贸易作为所有贸易活动的落脚点,而非比较优势原则下的自由贸易。 

1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1870-2010

数据来源:由Klasing & Milionis(2012)(1870-195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51-2011),以及Johnson & Noguera(2012)增加值贸易估算加总而成。

在图1中,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替的情形。第一次全球化的中断开始于1913年,随后是长达32年的调整期。第二次全球化的高潮是在国际经济秩序基本建立起来以后的1950年,接下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到2008年以国际贸易规模“断崖式”下降为标志被迫中断,随后是为恢复或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保护主义的启动。

在第二次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更加明显。2009年,美国启动量化宽松,美元连续5年贬值。欧盟、日本跟进,相继出台了它们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66月,英国通过脱欧公投,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2017年,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旗帜入主白宫,退出TPPFTA重新谈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对欧盟、日本、中国甚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征收高额惩罚性进口关税,发动贸易战的措施,增加移民审查及边境调节措施等带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

三、 逆全球化兴起的利益与利益集团

当学者们从1995年开始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将给所有的参加者带来经济利益,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体会得到更多的优势。因此,似乎全世界所有支持和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体是一家,代表了经济的乃至政治的选择或发展方向。伴随研究的深入,他们对收入分配——主要是全球化对各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体内部各利益集团收入分配展开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这种全球化在所有参加国(地区)比不参加的国家(地区)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在各个参加国(地区)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所受到的影响会明显不同。在这一点上,似乎又重复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被打断的利益损益格局。

20世纪20年代在西欧,地主阶级因来自新大陆的农产品而遭受沉重的经济冲击,保护主义运动率先兴起在了原本大西洋自由贸易的发起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关税和配额的快速增加补贴了西欧的土地所有者及部分工业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利益受损者的利益,执政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在美国,对持续快速涌入的欧洲移民的抵制力量在不断累积。对此,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移民的1921年《紧急配额法》和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以便维护就业机会,保障本国居民的就业。大西洋两岸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抵制赫克歇尔-俄林分工的道路。由此可见,逆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更多的是贸易背后的要素所有者利益分配或平衡问题。

在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生产的全球化使资本要素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极大的延伸,其获取全球绝对要素优势的诉求得到实现。资本依据边际产出以FDIFII(对外间接投资)的形式与全球市场相融合,全球价值链和分工塑造过程带来就业机会的转移。然而,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极不对称,高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收入提升更快导致的代际流动性下滑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都成为全球化政策的持续阻力。 

图2  全球化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持续下滑:1940-2016年

注:制造业就业比例=制造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局的统计。

由图2可以看出,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达到峰值(1943万人),此后持续下降,2000年为1727万人,2010年最低为1153万人,2016年恢复至1235万人。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持续下滑,由1943年最高的38.7%下降到2016年底的8.4%。很多学者认为,来自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口的持续攀升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Autor et al, 2013Dorn et al, 2017)。

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美国代际收入水平的流动性严重下滑。图3显示,1940-2014年处于30岁的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同为30岁时)的比例,从90%跌落到了41%。下滑最剧烈的恰是中产阶层(社会收入排位于30%~70%)。高收入阶层(社会前10%)的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则稳定维持在高位。Chetty et al2017)指出收入在代际间下滑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而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全球化的福利在同龄人中的分配集中于高收入群体,因而整体经济的增速提升并不能缓解总劳动人口代际收入的下滑,而这些群体也成为对全球化不满的主要力量来源。图4显示了两次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前1%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可以清晰地发现两点:一是在两次全球化的高潮期都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期出现了长达四十年的收入再平等化过程;二是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经济体,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往往也越强,如美国和英国;而收入不平等越缓和的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抵制则相对越弱,如丹麦和瑞典。 

图3 美国劳动者代际流动性的恶化

数据来源:Chetty et al(2017)。

图4 前百分之一人口收入占比变化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金大幅流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但大量资金滞留在美国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创新并寻求高额利润的动力和压力。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逐步积累乃至过剩,孕育了金融危机的危险。危机的爆发成为牵动全球经济的冲击波。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收益或收入向资本所有者手中的转移和集中,向金融乃至高级服务部门“白领”的手中集中。相对而言,劳动力所有者,特别是那些因为跨国公司迁移到国外而丧失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对经济全球化是痛恨的。对他们而言,如果政府不能解决其就业乃至收入保障问题,那么他们宁可换一个政府。当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变成该社会中的多数时,选票就成了选择经济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的决定性力量。总之,当我们进行要素收入的利益分析时,一个客观的结论是本次经济全球化没有带来部分发达经济体整体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是带来了不同利益集团收入的两极分化!这种受损方力量的积累孕育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四、经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

当我们谈到收入与全球化关系时,人们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早在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出现争论的初期,国际经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丹尼尔·罗德里克(Rodrik, 2000)就曾提出过一个基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理论的假说,即更开放、更一体化的市场将必然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支撑。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将本国要素(如劳动力)融入全球统一市场,在获取国际标准的要素收入的同时,也将本国劳动者置身于更剧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之中,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国收入及消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即一国(地区)政府仅能同时选取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个政策目标中的任意两个,放弃第三个。

长期的经济低迷环境下,政府已经为恢复经济活力采取了财政宽松的政策,从而使政府的财政赤字接近甚至超过警戒线。现实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很难有这样的政策空间,以致为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全球化而增加政府对利益受损集团的支出,从而保证给资本要素所有者集团带来更大的利润。既不采取社会政策,又对经济进一步全球化袖手旁观,将使社会的分裂更加严重。因此,在美国就表现为,以让美国再伟大,美国利益优先的特朗普上台执政,为美国寻找出路。这就是以逆全球化的手段,使受损失的利益集团获得较多的利益。在欧洲表现为脱欧,而且支持脱欧的领导人上台,在意大利、荷兰等出现了主张民粹主义(populism)的政党获得人们的拥护或选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狂热转向对逆全球化的渴望。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 

图5  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

五、逆全球化的矛头对准国际经济的现有秩序

逆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时的群体情绪释放,它是在一定理论支配下的政策行为,代表着对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甚至逆反。这种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依托的国际货币体系,希望在这个体系之下至少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国之间的贸易收支能够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解决收支暂时不平衡的资金弥补问题;二是通过本国汇率的调整,解决成员国长期收支不平衡问题,但是这种汇率不能轻易调整。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考虑到“特里芬两难问题”,即建立在一国货币美元之上的金汇兑本位不能杜绝货币供应过多或国际货币供应过少的问题。由此,在经历了一系列外部冲击之后,1973年美国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没有黄金作为后备情况下的联系则采取了多重汇率制度。随后,浮动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带来了各个经济体自主的汇率选择。按照杰弗里·弗兰克尔(Frankel, 1999)的统计,当今各国所实施的汇率制度大约有16个种类之多,它们从固定汇率到盯住汇率,到爬行盯住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再到倾向于浮动的各种汇率,极端的情况是完全随着市场的货币供求浮动的汇率制度。所有这些汇率制度中,经过人们的经验分析,越是那些能够比较好地调控自己汇率的经济体,越是对经济的运行有利,从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比较大的利益。相反,主张过度浮动或过度固定的汇率,经济的活力程度相对小些。现实是,欧洲的统一货币制度下的对内稳定和对外浮动寻找到了其中的较佳位置,而在美国看来,中国也在执行着某种汇率制度的管控,几近汇率操纵。相比而言,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捍卫者,认为自己在本身设计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吃了亏,要求各国补偿。此外,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在利用自身国际货币优势地位不断增发美元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失去信用,大幅度贬值的压力。因此,在金融方面,它试图改变,但又没有明确的方向,只能寻求保持优势,减轻信用弱化压力。具体而言,就是在创造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树立美国相对稳定,美元相对稳定的形象,引导国际资本再次流向美国。

其次,美国对当前的国际贸易制度不满。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避免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美国设计并建立了新的国际贸易秩序。23个初期的筹备者雄心勃勃,希望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机制——国际贸易组织,只是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才将当时的临时议定书变成国际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这就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个总协定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该协定组织性比较弱,对各国贸易行为的约束力不足,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经济体在追赶先进经济体时采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政府的干预,使本国选定的战略产业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有力支持,达到规模经济,超越先进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比如,日本、韩国都实现了重化工业,汽车工业的部分环节实现了超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建议美国政府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克林顿政府及后来的奥巴马政府也曾经从战略上制定了一系列力图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战略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无法扭转制造业岗位外流和衰落的趋势,这也使美国耿耿于怀。在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中,最值得美国关注的是中国的迅速发展,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近2/3,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和贸易总额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对中国的担忧,不仅构成了对中国的不满,更多的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满。在美国看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美国利益的作用,反而使其接续地面对欧洲的威胁、日本的威胁和中国的威胁,进而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可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新秩序。也就是说,如果要继续推动经济的全球化,也必须是一个能够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

最后,在国际贸易制度中,有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优惠,允许发展中经济体采取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关税,以支持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对此,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没有设置任何前提。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充分利用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优惠,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显示出追赶发达经济体之势。中国的《制造业2025》规划,显然朝着替代美国战略性高端产业的方向迈进。萨缪尔森(Samuelson, 2004)认为,倘若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美国利益”。美国政府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对其是不公平的,因此它要求改变现行秩序,建立一个由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所构成的新国际贸易秩序,而这无疑将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六、结论

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长河看,以大宗商品价格趋同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和两个中断或调整期;逆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生长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当这种力量足够大时,代表这种力量的政党就会在选举中执政,将反全球化付诸逆全球化的政策或行动;从世界角度看,逆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英国和美国分别都扮演过全球化倡导者的角色,他们也分别在两次逆全球化的调整期扮演者关键的角色。从一国内部的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转换中,伴随全球化过程不断拓展,受到损失的利益集团,在规模和深度上积累起来,成为逆全球化的发动者、倡导者和支持者,它们反对全球化的实质是反对由全球化带来的要素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推向全球,造成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就业和收入机会的丧失,它们不惜以支持可能引起世界经济发展严重不确定性的政府和政策为代价来抵制全球化。从经济体层面看,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更倾向于选择保护主义这个使其付出政治代价较小的战略。美国的逆全球化动机来源于自己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成为其他经济体获取国际经济合作利益的保护伞。因此,它的目标既要求世界补偿过去的损失,同时又要建立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新秩序。当前,我们仍然处在逆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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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参考文献略)

 

佟家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箱:tongjd@nankai.edu.cn;刘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