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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


  蔡 昉 林毅夫 等


  编者按:继2018年6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成功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首场会议后,2018年7月24日上午,在北京湖南大厦召开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第二场学术会议——“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会议邀请的两位主讲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蔡昉研究员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两位评论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玲研究员。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研究员主持。为了呈现本次会议,本刊特刊发论坛内容。

  一、主题演讲

  吕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智库论坛”第二场的活动现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今天上午的会由我来主持。

  首先,我先介绍今天到会的嘉宾,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蔡昉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玲研究员。

  今天是系列智库论坛的第二场活动,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蔡昉研究员和林毅夫教授,将就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与此同时,我们还请张晓山研究员和朱玲研究员进行点评。感谢广大同仁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也感谢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下面我们进入论坛主题演讲环节,首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蔡昉研究员发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发展奇迹的世界意义”。

  蔡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复利效应前所未有,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现阶段,中国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让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获得改革红利。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复利效应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名言:“复利是人类第八大奇迹”。复利是什么呢?比如经济增长,一个经济总量如果有一个增长速度,就形成了增量。这个增量加在总量中,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维持的时间长短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一国经济有一个足够高的增长速度,保持足够长的时间,这个复利的奇迹效应就会显现出来。比如增长速度是1%,想翻一番需要72年;如果增长速度是7.2%,1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整个人类社会中,无论何时何地,经济都没有增长,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人的预期寿命也非常短。

  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真正的经济增长。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最先得到改善。在1880年,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0岁。到1920年,英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达到09%。这已经非常了不起。因此,一个英国人在去世的时候,生活水平差不多改善了将近56%,这是前所未有的成绩了。

  在英国之后,美国又成为一个增长奇迹,1920-1975年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这个时期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大约是55岁。这55年中,美国经济年均增长2%,一个美国人一生中感受到的生活水平改善,也就是人均GDP大约增长了1倍,也是很了不起的。

  后来到了亚洲,日本是东亚奇迹的一个代表,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50年开始,那个时候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为60岁,也就是说可以活到2010年。在这期间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是4%,因此一个日本人临终时会发现,其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68岁,过了30年,到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8.8%,已经显示出复利的效果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已经超过了10倍,超过了所有的历史纪录。

  如果一个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预计活到2049年,正好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假使人均GDP8.8%的年经济增长还保持的话,中国人一生中可以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大约可以是数百倍,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8.8%的人均GDP增速不会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迄今,我们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奇迹,放在历史和国际视野中,都是如此卓尔不凡。

  (二)中国经济奇迹并不是无意识的行为结果

  改革开放到今年正好是孔子说的“四十不惑”之年,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四十不惑的含义指的是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提升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讲世界意义也好,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好,我们应该放在世界视野中,不要自说自话。

  在国际学术界中活跃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怎么解释这个成就的取得,每个人的看法还是不一样。

  正如凯恩斯所说,许多人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有两个已故经济学家的观点支配着国际上经济学家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是钱纳里(Hollis Chenery),曾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纠正体制弊端,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不管这个国家是否具备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其实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是因为改掉了体制弊端,就可以回到了原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因此,有很多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一次性的,不会长期持续,也谈不上什么奇迹。

  这些经济学家一直这么说,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到今天还在快速增长的事实,年均96%的增长率保持长达40年,怎么能说是一次性的效应呢?因此,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已故经济学家是哈耶克。哈耶克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看到的一个好的结果,实际上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一个非预期结果,即人们没有想到会达到这个结果,只是盲目地去干,最后形成了一个看似好的结果。

  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引用这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典案例,注释了哈耶克的无意识结果的假说。这个论断的第一个错误是忽略了改革的出发点,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二,这个论断也忽略了改革中企业家、农民、工人、各级干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们的改革努力都一笔勾销为无意识的行为,这是说不通的。

  (三)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过去40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过去我们强调人口多和劳动力丰富是国情,后来发现这个国情也可以成为促进增长的人口红利。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而依赖性人口每年以02%的速度下降,这种剪刀差就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而且很便宜,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

  从资本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因此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也会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这个时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高,回报率也高,很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

  再看生产率,或经济学家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人口红利,这是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些因素,把它放在总体生产函数中,就得出了比较高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10%,中国也的确实现了大约10%的实际增长速度。

  当然了,人口红利印度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逐渐转向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充分条件,这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就意味着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为46%。同时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户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可以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步骤。劳动力从农业退出以后还要有相应的改革,他们才能流动起来,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小城镇,再流向各级城市,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

  第二个步骤就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票证制度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等。

  第三个步骤,流动以后要真正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先是进到非农产业,进到乡镇企业,进到非公有制经济中,进而进到沿海地区,直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这个过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因此,这个改革过程便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个过程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体现,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增长和分享的过程,因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劳动力,使就业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谷底,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

  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享有人口红利,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四)必须通过改革释放和开启潜在增长能力

  改革红利的含义是什么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还很大,需要挖掘这些生产要素的潜力;二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终究要靠创新驱动,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挖掘前一增长源泉和开启后一增长源泉,归根结底要依靠改革。

  中国劳动力总量巨大,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还有27%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4%的劳动力在务农,一些和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只有1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还很大。这些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此外,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中国仍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

  要实现这种转移,必须靠改革。比如,通过推进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在产业间地区间流动并进入城市,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可以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好政策环境,推进公平市场竞争,则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

  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逐渐弱化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只要同一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尚未达到最优配置。通过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环境,可以赢得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

  通过这些改革,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改革可以直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以及实际增长速度。或者说,从长期看,改革可以使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才能支撑我们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吕政:谢谢蔡昉副院长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经济奇迹的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进程可以可以这样概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转变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的30多年的时间,中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这就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上下一百年转变的过程。

  西方经济学有一篇文献叫《200来年的经济可以有一个35年的长周期》。实际上,做一个典型的解剖也是这样,无论是日本发展还是韩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可以用30多年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今天庆祝改革开放40年,同时也要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原因、动力和制度、机制的运行方式变化。再次谢谢蔡昉副院长的报告。

  下面有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现代经济学的反思”。

  林毅夫:外面下着大雨,非常感谢大家一早就赶来参加今天这个论坛。我也非常高兴和我1987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蔡昉,一起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总结。

  就像蔡昉副院长刚刚提到的,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与世界上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当时,中国也是非常内向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仅占5.6%,两项加起来仅为9.7%。而且,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

  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曾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地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

  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世界工厂”变成美国,二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德国、日本,现在变成中国。

  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摆脱国际贫困线标准,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四十而不惑”,我认为,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绩的同时,必须分析为什么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今天,我主要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经济在40年间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增长?第二,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穷?第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为什么其他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却是稳定和快速发展?第四,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对现代经济学有什么意义?

  (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持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不断丰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现有的产业进行技术创新,让劳动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另一种方式是产业升级,将资源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部门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个方式是一样的。

  发展中国家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被称为后来者优势。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只有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优于本期,就是技术进步;只要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高于本期,就是产业升级。由于技术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当然,利用后来者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这13个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也是赶超速度最快的一个。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二)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穷?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最主要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致力于实现民富国强。所谓民富国强,就是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怎么才能实现呢?为此,劳动生产率水平必须与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和技术水平必须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怎么让中国强起来呢?必须要有坚强的国防工业,当时的国防工业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生产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经济建设时,提出的发展思路是“10年超英、15年赶美”,目标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那些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都有专利保护,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能简单地引进,在此状况下,要发展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只能自己发明,因此放弃了后来者优势。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在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中,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结果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我们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生能力,要建立此类产业,只能给予保护补贴,这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不仅放弃了后来者优势,也造成资源错配等一系列问题。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转变发展思路,开始发展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低,要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总成本必须低,还要降低交易费用。最初,由于我们刚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型,政府对市场存在各种干预,基础设施又差,交易费用高,政府就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在园区内“几通一平”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快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力,盈利高,快速积累资本,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加速经济增长,这就是思路转变的结果。

  (三)为什么中国转型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转型失败?

  如认为市场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很多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与中国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是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我们是稳定快速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当时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前经济效益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没有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实施“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干预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目标虽好,但这样的转型思路忽视了原体制中的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取消保护补贴,结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短期内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而且,重工业中有不少产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私人企业主要求政府提供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更高。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我们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资本密集、规模大、与就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业,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对过去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积极招商引资,并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出口加工区等,将其变成竞争力。资本快速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由缺乏自生能力变成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意味着需要取消保护补贴。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采取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主张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渐进双轨制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在渐进双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也导致腐败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要应对的挑战。

  (四)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对现代经济学有何意义?

  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于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二战后至今,在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2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2025年,中国大陆很可能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

  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比较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和绝大多数不成功的经济体,我发现,迄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而少数几个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其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当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推行这种战略的经济体都未能取得成功。少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却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开始,推行出口导向而不是进口替代战略,当时这种发展方式被认为是错误的。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经济,当时的主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华盛顿共识”,主张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消除各种政府干预扭曲,以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这个方式来转型的国家,遭遇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少数几个像中国、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的发展,采用的却是双轨渐进的改革模式。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前提,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照搬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采用的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比如结构主义,或者看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让发展中国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完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就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这样的理论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的差异性。这是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开始提倡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它与过去主流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是总结于中国自己成败的经验,也是总结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的成败经验。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自觉地把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作为出发点,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来如何发展。同时,这样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五)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吗?

  我在1995年时曾经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做这样的预测呢?根据我在1994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的思路,估计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将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与我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有何关系呢?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英国人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美国人或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引领世界思潮的经济学家产生的时空如此集中?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这个逻辑体系是越简单越好。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其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如某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很重要,而且真正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这就是重要的理论。现实中,重要的现象是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中心,英国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解释英国现象的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来自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开始崛起,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当今,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心,所以,一战后至今,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美国人。

  我认为,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深化,中国在21世纪将变成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将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所以,21世纪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就将来自于中国,这是当时推论的依据。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条件是比较相似的,我们提出的理论对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提出新理论、产生新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庆祝改革开放40年,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推动理论创新,不辜负这个时代。

  二、嘉宾点评

  吕政:谢谢林毅夫教授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和理论贡献的一种简要概括和反思,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应当有充分的理论自信。

  下面有请两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对前面两位经济学家的发言做点评。首先请张晓山研究员做点评。

  张晓山:各位嘉宾上午好!非常感谢会议请我来做点评。实际上不是点评,应该说是一点学习体会或者感想。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是从农业农村研究起步,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中国改革。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从农业农村起步?改革要在政治上可行,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从而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当初小岗村大包干改革的动机十分明显,就是想吃饱肚子,过好日子,而这就是改革的基本动机。

  二是改革不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农民吃饱肚子并不意味着工人饿肚子,而是工人可能吃得更好,大家都能从改革中受益。

  三是改革潜在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家庭承包制的改革,一使农业的经济剩余大幅度增加,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压抑良久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由隐性变为公开化,为加速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正是从家庭承包的农村改革起步,劳动力才有可能退出农业进入乡镇企业。实际上,以后的改革都是源自于家庭承包的制度创新,该变革能够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从逻辑链条上讲,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经济学家,首先要研究初始环节,这个环节能够带动并扩展至其他环节,最后他就能把握整个逻辑链条。

  为什么小岗村的改革能够成功?为什么人口红利到1978年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因为改革破除了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最关键的是得益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家庭承包经营这种源自于基层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发展和壮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增加。因此,改革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充分和重要条件,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占首要地位。

  今后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将会越来越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增长源泉。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领域,这些改革不仅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应该这样改或那样改,也是着眼于激励和改善要素供给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果,赢得改革红利。

  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言,未来十几年内农村土地资本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所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在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中处于关键性位置。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加速转移市民化的过程,更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让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到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有深厚的底蕴和无穷无尽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不断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才能成为现实,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吕政:谢谢张晓山的点评。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所原副所长朱玲研究员点评。

  朱玲:谢谢主持人!刚才三位发言人的讲话都特别精彩,留给我能够发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所以我想最好是提一些问题请教他们。因为蔡昉研究员强调中国经验的时候,讲的是增长,增长的奇迹,林毅夫教授对他进行了非常好的补充,所以你们两位可以继续合作。因为他强调了奇迹里面有7亿多人口脱离了贫穷,这是增长的一个结果。他也提到中国政府在它应该发挥效用的这些公共政策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社会保障的体系建立和改革,以及持续将近40年的扶贫政策的结果。

  蔡昉研究员谈到了增长的一些必要条件,以及改革开放作为充分条件,怎么样兑现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增长。为了这次点评任务,我认真学习了他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动态》发表的文章,逻辑是非常严密的。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因为您已经多次地、经常地要研究一个问题。

  二元增长一定是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向工业、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同时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因为中间就有城乡分割制度的长期存在,从显性分割到隐性分割,原来分割在户口制度下以及人民公社管制下,农民不能自由支配他的劳动。在改革开放中,农民得到了更多的经济自由,然而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就会遭受到一些制度壁垒,它可能是隐性的,比方说这个教育制度,比方说农民工在很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不能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也看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以及十八大以后的一系列决定,都是要想解决农民工和农村迁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和权利问题。文件里边许多表述相当精准,也相当公平,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第一个问题,我想请蔡昉教授谈一谈,您预见2018年之后,就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这种情形会有怎样的改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时兑现改革红利,您刚才也提到了,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会去乡镇企业、城市服务业,会到沿海去,而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开放,是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开放,现在在国际环境、贸易条件包括开放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您预见一下开放还能够对这些迁移劳动者,或者具体来讲中国经济二元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上是我向蔡昉研究员请教的两个问题。

  林毅夫教授提到曾经在经济研究所办的一个经济学杂志上,那篇著名的文章,正是因为学习了他的文章,我曾经请他到经济所给经济系研究生和经济所年轻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报告。今天我听您的报告,我觉得您确实有一个一贯性,一个经济学家的一贯性。我有几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也是让您预见2020年以后。您前面说国有企业改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40年过去了,老人都已经退休了,对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办法呢?这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第二个,您提到后发的国家可以用“拿来主义”。当年您和杨小凯在争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时候我恰好在场。现在“拿来”是否方便?因为据您刚才一开始的介绍,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偏上的国家了,“拿来”方便吗?

  第三个,您一贯强调比较优势。我很想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蔡昉教授一开始讲到了农村大量劳动力供给,而且他们从低效率和低收入的产业,转向城市效率和收入都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便宜了。我今年1月份在广东调查的时候了解到,就算是在家请一个保姆或者打一天零工,广州和中山已经是120块钱一天。上周我到山西调查,吕梁山区也达到了每天80~90元。我还是想听听您怎么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优势在哪。

  最后,您的标题和您在经济所所讲的经济学的本土化,刚才也说了您的新结构经济学。咱们以前也对话过,就是要根据中国情况来看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但是同时我还是想知道,经济本身是否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成功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为首的高层决策者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使这些经济规律有了中国的表达,还是曾经有过一群制度经济学家就想发展一个中国经济学。

  我就请教这么多,谢谢大家耐心地听。

  三、现场问答

  吕政:谢谢朱玲研究员的点评。下面进入交流提问的环节,刚才朱玲提的问题和下面其他与会学者和新闻媒体同志提的问题一并综合来回答。先提问题。

  提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雪松研究员):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精彩的演讲,我想向蔡院长和林教授分别提一个问题。蔡院长长期在人口红利和潜在增长率方面做理论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他的研究也被近年来一些实践所证明是匹配性比较强的。这里面涉及潜在增长率中的重要问题,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TFP增长率的下降。2008-2015年,有很多学者研究TFP的增长率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当然下降的水平可能也有不同的结论。2016年,自从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对于2017年全要素生产率目前较少有研究,但是通过企业层面数据初步分析,可以看到2017年中国企业层面TFP增长率有企稳的情况在发生。所以想请教您,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释放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在面向未来延续中国持续健康增长方面,有哪些主要的途径来稳定或者逐步提升中国TFP增长率,使得中国经济奇迹进一步延续。这是给蔡院长提的问题。

  给林毅夫教授提的问题就是,林教授指出在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奇迹中,特别重视后来者优势和双轨转型务实操作发展战略,因为您长期在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有实践经验,确实双轨转型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是比较成功的。我想提的问题是,因为您提到要解决现在一些瓶颈,需要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指引未来的改革和开放。我的问题是应该从哪些领域来重点推进,才能使我们改革开放事半功倍,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能够使中国奇迹继续延续下去。

  蔡昉:我简单回应这几个问题。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和问题,户籍制度我把它看作其实是两部分,因为户籍制度是服从一个功能,就是把城乡人口人为隔离,不让他们流动。第一,保证农业中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第二,保证劳动力配置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第三,是说城市要保证充分的全面就业,以及有限的各种福利的供给,不能无限地来人。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户籍制度。但是讲到户籍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仅仅说户口这一件事,执行这个职能是由好多事共同组成的。比如我们过去说农村和城乡关系中计划经济体制,体现在第一个叫“三套马车”。“三套马车”的含义是什么?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决定你必须在生产队劳动,你不能随意离开,你每天要计工分。第二是粮食统购统销,农村每年留下的粮食要变成口粮,根据工分获得,除此之外没有获得的途径,而城市要根据粮票供应。再加上一个户籍制度,人不能随便流动,你生在哪儿就登记在哪儿,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三个因素共同组成了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环境。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就业制度,还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等。总的来看,过去这40年改革,户籍制度不是没有改革,也有重大突破,其中配套的外围部分,如人民公社制度就被废除了,粮票制度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只是留下一个户口登记制度,这个登记制度也不排除人流动,农民去城市打工、城市居住多少年都是自由的,但是他留下了一些内核部分,因为你的户籍身份决定基本公共服务——孩子就学、社会保障、未来养老等等各种因素。前面的改革都很好,推动了劳动力退出、流动、进入。后面核心部分还没有推动改革,是决定了劳动力在城市还不是稳定的供给,也就是说中学一毕业就进城,进了城就打工,打工到40来岁就天天惦记着回家了。他不是想家了,不是觉得家里更好,是觉得老了以后在城里不再有这些公共服务保障,需要回家。因此,推动最后一公里的改革是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保证劳动力继续重新配置,保证劳动力供给更加充分的制度来源。

  难在哪?我觉得前面相当多的改革都带有帕累托改进的含义,越到后面越好像要动了谁的奶酪。其实动的是什么?户籍制度最核心部分,让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难于推动的核心在于中央要求和地方政府、城市政府激励是不相容的,因为中央知道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地方政府也能看到这个,但是改革成本要由它来直接负担,但是改革收益它也可以获得,总体来说是全国的受益。因此,改革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就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的不相容。推动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是全国性的公共品,这种公共品中央要买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中央文件其实逐渐逐渐认识到这点,而且提出了分担改革成本的思路,所以你也不能预期什么时候得到推进。我总是觉得这个事始终在推进,认识越清楚,我们顶层设计就越有针对性,因此,突破的时机也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那时候我们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我想户籍制度会得到突破。

  改革开放这个事,其实过去分析的增长都是从供给侧,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供给侧因素,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人民收入水平随着GDP增长得到提高,需求是不断提高的,我们大规模建设,特别是改善基础设施,等等。投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对外开放,加入WTO使我们获得巨大国际市场。这些东西未来都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可能越来越需要转向依靠居民消费部分。同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了,进入到中等偏上国家行列,居民消费需求会越来越占重要比重。但是对外开放我们从来不会放弃,改革就是开放,开放也就是改革,而且改革开放加在一起还带来了增长、带来了分享。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全球化历史上是有波动的,但是归根结底贸易总是要发展的。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它并不就意味着全球化彻底倒退。我们改革开放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对外开放是更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更加多视角的对外开放。所以,我觉得局部贸易战这些东西,首先不会影响我们对外开放的决心;第二,从根本上也不会阻碍我们对外开放的效果。

  李雪松讲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其实随着我们人口红利的加速丧失,我们那些生产要素的积累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和人口红利相关,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会受到冲击。比如我们自己和好多其他学者在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都会发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过程。这个过程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农村16~19岁的这些年轻人,这个群体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在这之后是负增长。负增长意味着向城市转移的人是减少的,因此相应也可以看到城市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增长速度是放慢的,出现了倒流现象,好多农民工返乡。他们愿意返乡了这种说法都不靠谱。我们过去是什么状况?因为允许他们转移,鼓励他们转移,但是户籍制度又没有改革,结果农村毕业的学生都要进城打工,但是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返乡回去,我们说创业也好、就业也好,这个过程是一直发生的。但是过去进城人多,返乡的人少,就形成了农产品总量不断地增长。现在进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这是由人口因素决定,不是由其他因素决定。而返乡终究要到一定年龄,终究要回去,这时候看到两者之间平衡就发生了变化,返乡人相对多了,我们解释非得说人家想回家了,其实不是。从个人来说,在城市打工挣钱一定比在他土地上或者在家乡摆一个小摊收入要高。从宏观层面来说,在他城市就业的行业、产业是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回去一定带来生产率的下降。所以他自己没有返乡的意愿,但是他带来的结果就是两部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出现有可能将来返乡人大于进城的人,这样就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重新配置部分明显弱化。

  同样的办法,我觉得有两条,归根结底,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个配置效率:第一是部门之间资源重新配置;第二是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有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僵尸企业或者经营不善企业就倒掉了,它的资源就拿给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使用,这也是一种配置效率,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未来的改革方向,第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区域平衡的改革,等等,都会加快维持资源重新配制原来的过程,让农民从农业转移出来。第二,还要创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条件,在非农产业内部,让企业之间充分竞争,让没有生产力的退出去,甚至死亡,让生产率更高的留下来,活得更好。这样也达到一个资源重新配制效率。这个效率在发达经济体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占一半。

  我们未来越来越依赖于这种效率,这种效率改革就在于第一创造退出的条件,“创造性破坏”的条件。供给侧“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允许生产率高的企业加快发展,允许生产率低的企业停下来,退出去,允许那些僵尸企业真正地实现市场出清。

  我就说这些,谢谢!

  林毅夫:刚才朱玲问了三个问题,李雪松也问了一个问题。我按照问题顺序来回答。

  首先,中国实行渐进双轨改革,对国有企业当时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他们转型期的补贴。我在报告当中也谈到,为什么当时必须给保护补贴?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有政策性负担,包括两种。一种是社会性负担,企业养了大量人员、退休职工,在1983年以前都是财政出钱,1983年以后变成企业自己承担。跟新进入的企业相比,他们一个萝卜一个坑,也没有退休老职工养老问题。所以比较起来竞争是不公平的,这种政策性负担是政府加给企业的。

  第二个,当时大型国有企业它所在的行业资本密集,80年代、90年代,在这种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里面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是它是国家战略需要和战略性负担。经过这40年的改革开放,条件当然有变化,因为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有了养老保险等,已经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所以,大部分政策性负担消除了,对企业的盈利状况影响是比较少的。对于战略性负担这部分,经过40年快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比较优势变化,所以有很多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已经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比如说装备制造业,还有造船业以及一些汽车产业等等,基本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它并不完全符合比较优势,跟国防军工有关的,同样是资本过度密集。

  再来,有些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上面,我觉得应该区分。有一种做法是简单把国有企业表现跟民营企业表现做一个回顾分析,换一个产权变量,发现国有企业效率比较低,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想法,私有化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比如说自然垄断的行业,像电力、通信,我们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自然垄断行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因为它缺乏竞争,所以导致效率低,不管国有还是民营,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对于这样的产业我想都要加强监管。

  对于跟国防军工有关的赶超产业,资本过度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要政府给予补贴。比如美国,对国防军工产业同样是补贴,由国会拨款给它补贴。在欧洲国家的国防产业,同样给予补贴,欧洲国防企业一般来说还是国营的,它同样需要补贴。对于资本密集的国防行业需要补贴,但是补贴方式不一样。在改革之前以及80、90年代的时候,当时资本短缺的一般补贴方式是用扭曲价格方式,人为压低资金的价格,用这个方式来补贴。但是现在国防安全产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数量已经非常少了,补贴的方式就跟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直接拨款补贴,而不是用要素价格扭曲的方式补贴。因为你必须给它补贴,它也不会竞争,因为它规模非常大,这个行业里面通常就一两家企业,这样的情况下同样需要由政府加强监管。但是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当中也有不少由于比较优势变化,就变成竞争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不需要保护补贴。

  对于竞争性行业,大型的国有企业是不是一定没有效率?比如国内钢铁产业,首钢是比较优势,现在经营最好的是宝钢。我前段时间到沙钢去,它的老板跟我说,其实宝钢效益比沙钢更好。同样的装备业里面,三一重工是民营,徐工是国营的,指标比较起来两家也是不相上下。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经营的好坏,就能够产生充分性,从企业经营好坏来反映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有道德风险。如果没有能力就应该被淘汰,如果有道德风险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有能力又没有道德风险就应该就奖励,需要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竞争性行业,首先是靠市场竞争。在这种状况下进行一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我觉得也有好处,因为比较容易建立激励机制,管理的资产几百亿、上千亿,如果建立混合所有制对激励机制会有所帮助。

  我讲的后来者优势里面有比较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者2010年之前,我们的比较优势,因为劳动力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要转移出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随着资本积累,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资本由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了。在这种状况下,比较优势就变化了,因此现在比较优势绝对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的国家,我一般把产业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还在追赶,发达国家也有这个产业,它们在追赶,就具有后来者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以并购方式取得这种方式。

  第二类,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一些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了,包括家电产业,在世界上不是技术最先进的,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很小,就很难用引进消化需求的方式,必须自主进行技术创新。

  第三类,我把它称为转进型产业,这个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但是有要素的快速积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最主要的就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我们现在这个优势丧失了,有一部分人到微笑曲线的两端,经营品牌,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加工这部分只能到工资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即使像四川凉山,现在跟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减小了,帮助他们利用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80年代、90年代以后由于互联网跟移动通信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产业。这个产业有一个特性,产品技术的周期特别短,一年、一年半是一个周期;它的投入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物质资本投入相对少。因为它的研发周期短,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人家几百年,我们只有改革开放40年,人均金融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比发达国家少,但是在人力资本上面,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基本没有什么劣势,而且如果仔细想还有优势。因为人力资本主要来自两点,一个是先天的才能,一个是后天的学习。后天的学习,我们这些年教育改善,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小。先天这些天才,在人口当中,是有一定的比例,可能1%是天才。可是在技术创新上不是比例,是绝对量,我们全世界最多,所以天才也最多。产品研发出来之后,我们按照购买力平价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如果是硬件,我们也是全世界配套最齐全的国家,比如共享单车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在弯道超车型的产业上,我们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一起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当中我们有优势。比如说,现在世界上50多家最大的所谓独角兽企业,也就是说新创公司,它的市场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20家在中国,美国是6家,日本、韩国、德国都是只有一两家,我们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最后是战略性产业,分为两类,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个是国防安全产业。这跟弯道超车正好相反,它固然需要人力资本投入,但是由于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它的金融跟物质资本投入特别大,这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要发展。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照理说如果从要素评估来看的话,它不是我们比较优势。但是现在不研发,这个产业当中的关键技术都被发达国家拥有了,等到我们按照要素评估来看比较优势的时候,战略制高点被人家拿走了,要取得他们的技术,他们有专利,给你的话成本很高,更重要的是可能不给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符合比较优势,但是从长期动态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进入的成本比较低,也必须现在就进入。再到国防安全产业,任何国家都要政府补贴的。但是政府补贴方式就像前面回答你的,过去靠要素价格市场扭曲补贴,现在不是,现在补贴是由财政补贴,不要扭曲市场。

  再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规律?这个在世界是共同的。人都是理性的,如果有选择的时候,总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人对激励机制是会有反应的,如果回报比较高,无论是物质的回报或者是非物质的回报,都会选择回报比较高的。如果讲到激励机制跟制度有关,但是重要的是制度是没有生命的,并没有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这种状况之下讲共同点,虽然人是共同的,但是具体的制度安排或者具体产业原则等等,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应该不同。我们在研究经济学里面,一种研究方式就是我们总结到很多哲学层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务实的方式,哲学层次怎么变成可操作?就必须了解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条件是什么,面临的机遇是什么,这是要努力的地方。

  最后来讲,李雪松问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深化改革,应该从哪边做切入点呢?我想最重要的切入点可能是在除了社会福利完善等等这些,如果从渐进双轨的转型来讲,现在要做的是在全要素市场中的补偿上。我们对产品市场的改革还是比较到位的,比如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倒爷”,现在市场放开了以后,就没有人去批这些可以取得廉价产品的人了。但是我们在渐进双轨的时候,当时对国防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补贴,从1983年以前是财政直接拨款,1983年以后基本靠要素市场的扭曲来补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四大国有银行,后来建立股票市场,都是为了给大型的国有企业取得廉价资金所设立的制度安排。它不仅让这些企业可以得到资金,而且还是人为把资金价格拉低,当然导致了后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可以和大银行借款,谁能上市补贴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点很明确,但是我们实体经济80%是在民营经济。就业上面,我们的GDP当中60%以上还是农业小农户为主,小型的、中型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安排当中,它都不知道资金的贷款、资金服务,这些年我们谈很多零售公司,这同样是为大型企业服务的,你不能叫农民发公司债,真要改革,最重要的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建立能够给农户、小型、中型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这当中相当大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

  我们现在在谈经济改革、转型或者经济运作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理论,他们的金融创新都是给大企业服务的。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实体经济的状况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其实,有些被看成是比较传统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是符合我们当前发展阶段的。当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是不是能够解决小农户、微型企业、小型企业融资需求?我觉得有可能,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根据我的了解,它也只能说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但是并不能真正满足现代经济当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户跟微型、小型企业的需要。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农户跟地区性中小企业。监管的体系也必须要跟上。巴塞尔协议监管是管大型银行的,我们大部分要发展小银行的话,就必须有自己的监管体系,才能够实现制度上相容。

  再到劳动力市场。户籍改革是保护城市里面居民的一种方式,现在应该进一步改革,蔡昉副院长谈很多了。原来还有资源问题,我们资源改革开放之前都是国有的,都是低价的,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但是资源的改革一直没有到位。要素市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现在更重要的是紧抓要素市场的改革。

  四、会议总结

  吕政:谢谢蔡昉副院长和林毅夫教授对所提问题的回答。由于时间关系,下面就不再提问题了。

  刚才蔡昉副院长和林毅夫教授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主题分别进行了演讲,张晓山和朱玲分别从不同方向进行点评,演讲嘉宾和点评嘉宾都是经济学界知名的学者,也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对中国经济政策有很重要的影响。他们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探讨。今天上午的研讨和发言都有理论深度和指导意义。

  上午的研讨会就到这里结束,我对下一轮的论坛做一个预告。下一场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汇率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研究员作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扬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做点评嘉宾,由高培勇副院长主持,欢迎各位光临。

  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两位演讲人,谢谢两位点评嘉宾,谢谢各位的参与!

  ……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