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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姚 宇 

 

  内容提要:2010年度克拉克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是一位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然而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关于迪弗洛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其取得的学术成就知之甚少。本文通过对迪弗洛开设的课程及研究成果的概括性介绍,大致勾勒了迪弗洛教授在过去10年的研究路径——通过田野实验方法验证具体减贫政策的效果,从而发现有效的克服贫困状态的相关政策。她的研究路径正是发展经济学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前沿方向,本文试图通过对迪弗洛学术道路的介绍,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埃丝特·迪弗洛 克拉克奖 发展经济学 实验发展经济学

  

  2010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被授予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发展经济学家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今年《财富》杂志评出的一年一度的全球最有影响力商界青年中,迪弗洛因为她的一个以研究贫困为目的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就而榜上有名。一个以研究减贫政策而出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其研究贫困的杰出成就而成为商界的精英,这在发展经济学历史上是少见的。而克拉克奖只颁给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并且要求获奖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不少学者还认为该奖是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风向标,于是迪弗洛的获奖,一时间引起了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极大兴趣。

 

  一、埃丝特·迪弗洛的生平

  埃丝特·迪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1995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专业为历史学、经济学;1995年获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综合理工学校联合授予的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她在毕业后打破美国大学不留本校学生的惯例,留在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工作。从撰写博士论文《实验发展经济学三论》起至今的近10年研究中,她与合作者和导师MIT的印度裔学者Abhijit Banerjee和哈佛的Michael Kremer改写了发展经济学,彻底打破了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的逻辑推理、历史演绎方法下的发展经济学框架。迪弗洛的研究往往以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微观行为为观察对象,采用大规模的随机田野实验(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s )方法来评估各种减贫政策,而这些政策一般是非常具体的针对贫困家庭与贫困人口的卫生促进项目或教育促进项目进行的,她通过实验的方法把具体的减贫政策与减贫效果(贫困人口的福利改善)联系起来了。在她的团队带领下,发展经济学彻底地从理论演绎进入了具体的社会政策实践。

  为了更好地把田野实验方法应用到理论研究当中,2003年6月迪弗洛与两位印度裔教授Abhijit Banerjee、Sendhil Mullainathan在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为实验室,并以此为基地,采用随机实验的方法专门聚焦于发展与贫困研究。就是这个实验室,既让迪弗洛与她的合作者们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也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二、迪弗洛与她参与的《发展经济学》课程

  迪弗洛与A.Banerjee、M.Kremer联合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开设了近10年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这一课程的授课对象为两所高校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一般该课程的前三分之二由迪弗洛和A.Banerjee讲解,剩下的三分之一由M.Kremer讲授。他们的课程一般涉及的领域有:营养与健康、教育、土地、信贷、信誉、性别与家庭、科技、人口,这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并无二致。但是,他们在讲解方法与具体的研究思路方面,一直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强调实验方法在验证传统理论当中的必要性。迪弗洛的主要任务就是讲解具体的案例和数据处理方法,特别是他们这个团队所大力推崇的随机田野实验。

  在迪弗洛等人的《发展经济学》课程里,发展经济学被分为两个层面加以介绍。第一个层面是:家庭,企业,市场;这被迪弗洛等人称为“积木”。第二个层面介绍的是在宏观模型中如何将这些积木合成整体,但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所不同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与微观问题将始终互相渗透。最后,还要教授一些可以运用在实际研究中的基本工具。

  (一)健康、营养

  迪弗洛的课程擅长通过故事来讲解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她的课程在开篇引入贫困问题时,举了一个贫困陷阱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疾病而无法工作,因而没有收入,这样可以把收入视为健康的函数:yt 1=g(ht), g>0 。而人们今天在健康方面的投入,将产生明天的收入: ht 1=f(yt 1), f>0。合并前面这两个函数,也就得到了健康对收入的函数:ht 1=f(g(ht)), f>0。如果函数是连续的,那么收入对健康的弹性与健康对收入的弹性的乘积必定在一定范围内大于1。

  营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是一个贫穷的恶性循环的最基本的例子,迪弗洛通过简单的函数构造分析了产生贫困陷阱的必要条件。明天更高的收入意味着今天更高的投入。要逃出贫困的陷阱,人们需要营养对收入的高弹性和收入对营养的高弹性。迪弗洛在她的《发展经济学》课程中告诉学生们这样的信息:营养增加使得收入增加,并且收入与营养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即使在非参数下也可以精确估计,她在课堂上常常提供数据让学生们尝试计算。

  (二)教育

  在迪弗洛的课程中,她把教育状况、对学生父母的激励、童工、直接成本、学校的实力、教学质量联合在一起对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她的课程里,她介绍了如何使用倍差法来对政策的效果进行实验研究。首先她承认:因为试验是暂时的,人们对暂时性项目的反应与对永久性项目的反应是不同的。对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来说,这种情况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观察,又因为同时存在着霍桑效应(Hawthron effect)与约翰·亨利效应(John Henry effect)——因为人们一旦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可能会对其正常行为形成一些干扰。但是迪弗洛认为,教育是一个相对容易进行试验的领域,而且教育的产出方程也比较容易被估计。但她也指出,开展一项试验时,还需要在随机性方面进行一些考虑:既要保证试验的单位是随机选择的,又要能够控制单位之间的差异。她举的例子是,随机选择一个学校或一个班级,就必须考虑班级之间学习成绩在初期的差异可能会给实验结果带来的影响。

  迪弗洛通过对“台湾地区义务教育改革的情况”和“印尼建设学校计划”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台湾地区在改革前,义务教育的时间为6年,改革后为9年免费。印尼建设学校计划在1973/74年度至1978/79年度建成61807所小学,使得每500个孩子拥有2.1所学校。她通过对改革前(t=0)与改革后(t=1)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改革后选取时间长短的控制,很好地通过倍差法把改革期间其他因素导致的孩子入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等其他与改革内容无关的因素进行了控制,从而对改革的效果进行了很好的评估。

  (三)土地

  为了讲解土地问题,她在实验中假设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土地且自己不能耕种,他在每期雇佣同一个雇农耕种土地。她同时假设雇农没有财产并且不能积蓄,雇农可以选择地勤奋耕作,或者怠工,但他都具有一项外部收入w,即他任一期的收入至少为w。或者说,地主面临着一个有限责任约束,而雇农的勤奋程度选择是不受合同约束的。迪弗洛借助Stiglitz“风险”和“道德风险”的观点解释说,对于穷人而言,他们既有本能的风险规避行为,更因为贫穷而导致的风险规避行为,导致他们对于土地质量的投入会显著下降。她进行了实验,假设雇农耕种的土地转变为自己所有,她对个人在不同土地上耕作的努力程度进行了检验。她发现对于耕种自有土地的人来说,土地实际价值更高,经过检验,她发现耕种者在自有土地上的勤奋程度比做雇农时多出 40%。她关于土地的理论课程并没有复杂的理论构造,完全是基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一些关于土地的实证研究进行了介绍,通过实际的实验数据让学生理解了土地改革问题的效果。

 

   (四)针对贫民的小额贷款

  20世纪60、70年代的传统金融理论认为,穷人因为偿债风险较高等因素而难以进入金融信贷服务市场,随着一系列关于小额信贷对于脱贫的理论解释的出现,政府出于扶贫等目的对商业银行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干预,鼓励了小额贷款机构的繁荣与发展。这些机构定位于为穷人提供信贷,但政府对小额贷款机构的干预存在很多问题。

  小额贷款项目本身的风险如何?控制金融风险一向是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在小额贷款领域也不例外,迪弗洛在课程中提醒学生们注意小额贷款的债务经常因为政治因素而取消,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这导致了借款人总是期待着自己不必偿还债务。迪弗洛引用了他人研究印度、孟加拉国、秘鲁等国的情况,特别指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普遍地有这样一种思维:如果他们欠债时间足够长,可能会像以前那样,这笔债务最后可能会由政府为弥补小额贷款机构的损失而偿还。在这样的情况下,小额贷款机构就不得不设计其他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了,比如说,一些机构要求贷款人必须先在该机构储蓄,甚至是以低利率储蓄,有的还把提供小额贷款的服务与是否参与避孕、教育、小规模商业等社会发展的干预项目联系起来。这样的方法确实提高了还款率,但迪弗洛决不纠缠于这些具体命题的内部,她向学生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实际问题:(1)这些项目如何实现如此高的还贷率?(2)这些项目真的帮助了穷人吗?她不但借助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发展经济学问题讨论小额信贷政策作用的具体机制,同时向学生们深入讲解倍差法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倍差法的使用限制问题,她的课程一向坚持问题与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

 

  三、迪弗洛在实验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发展经济学在过去的30多年中基本上是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并基于特定的模型对历史或现实数据进行分析,而迪弗洛坚持的实验方法是:通过实验的设计,尽可能地获取与现实环境接近的主体真实行为,并以实验的结果为基础,研究个体经济活动的规律。这一研究方法注定需要研究人员枯燥地重复开展实验。迪弗洛是一位高产的经济学者,自加入麻省理工学院从教以来,她已经发表和完成了56篇论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论文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一些繁复的田野调查与实验所耗时间都需数月,甚至1~2年。在迪弗洛完成的56篇论文中,除去4篇讨论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文献和9篇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献外,有19篇文献研究的内容是农村地区的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有9篇文献研究的是健康问题,有10篇文献研究的是教育问题,有8篇文献研究的是个体金融及小额信贷问题,另有3篇文献研究的是社会组织结构与土地问题。

 

  (一)健康研究

  免疫接种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改善儿童生存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全球每年至少有2700万儿童和40万孕妇没有得到预防接种的基本服务,这导致了每年全球有二三百万人死于可以进行预防的疾病。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即使政府有相关的政策希望人们接受预防接种,但是居民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足,而不愿意主动参与接种的现象也很普遍,如何解决现实中的这个问题呢?经过实验,迪弗洛在《提高印度农村的免疫覆盖水平:有激励与无激励条件下对免疫运动的聚类随机控制评估》一文中提出了增加激励措施的操作性方案。她提出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只有提高免疫接种的基础设施供应,并配套以增加激励措施的政策,才可以在公共服务领域产生积极的效果。她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农村开展的干预实验中,把人们分成两组,一组开展完整的5个课时的预防免疫的课程教育;另一组也开展授课,但同时给每个参与者每人发一公斤小扁豆,结果发现,实验的结果是:在一些村庄强制推行的免疫接种率只有6.2%,对于第一干预组,免疫接种率上升到了16.6%,但第二组却显著地上升到了38.3%。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尝试用一些小额的奖励或很低成本的激励措施,就能够让一些看似难以推行的公共服务政策效果得到很好的提升,这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

  迪弗洛在健康领域的研究关注的是基本卫生服务,并且坚持健康与发展相联系。她在《当下的幸福感:摩洛哥城市地区自来水的安装》研究了摩洛哥城市生活用水需求及其与家庭福利影响的联系。自来水对于保障城市居民的健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但在摩洛哥,自来水这项公共设施的“最后一公里”是需要私人花钱引入家庭的,人们为什么要投资在这个方面呢?同时,有研究发现在这个国家,自来水是否引入家庭对于公共卫生的影响较低,那么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推动这个项目呢?迪弗洛通过实验发现这方面的投资对家庭而言是有投资回报的。虽然它不能带来家庭成员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和收入增加的效果,但它可以释放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从而让家庭生活质量和福利得以改进。特别是,它增加了幸福感和社会融合。

  (二)教育研究

  迪弗洛在教育方面的实验研究更有意思,在她的实验里,她发现了激励教师在学校出勤率提高的方法,还在肯尼亚的一个实验中探讨了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办法。

  她在《参与项目的陷阱:来自印度教育的一个随机评估项目的证据》中提到,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参与监管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改善效率的关键方法。在印度,目前政府在普及初级教育的计划中采用的是地方领导人和学生的父母共同组织委员会来对公共教育资源进行分配,并且监管学校的教育行为。然而,在她的基线调查中发现,人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政策。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政策并不为居民所知晓。她通过实验证明了在社区层面上培训骨干人员来推动这件事是无效的,在学校里宣传这些政策内容也是无效的,但是她在实验中发现,通过对志愿者进行培训,然后让志愿者进入学校对孩子及家长进行的干预活动,却产生了效果。这些结果表明,在这样一种方式下,公民参与对教育活动的监管积极性增加了,家长们变得更加重视教育,并愿意做原先不了解的政策来改善教育管理。

  《同龄人影响,师生比和教师激励:来自肯尼亚一个随机评估项目的证据》一文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了研究,教师质量的高低对于学生的成绩具有很强的影响,但在世界各地,优质的教师资源往往可以获得较为优秀的学生资源,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更加突出。迪弗洛在肯尼亚121所小学进行了跟踪实验。她发现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比如课外阅读班上的相互帮助等,在这里却不那么有效,迪弗洛在实验中一是设计方案鼓励资源匮乏地区教师积极性,二是调整班级的学生人数,让孩子们对于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更加熟悉,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它显著提高了参与实验的学生们在整个跟踪期间的考试成绩。教师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而同辈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即使产生效果,也是通过教师进行的。她的这一发现给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三)小额信贷

  在过去几年,小额信贷迅速扩大,以前众多的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人开始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但是,小额信贷真的有利于穷人吗?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直到现在也有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而迪弗洛在金融领域的研究却追寻着这个主题,她并非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金融手段如何帮助脱贫,以及个体在金融领域的行为决策。她在《摩洛哥农村地区小额信用的影响:来自一个随机评估项目的证据》中指出:她的文章就是要通过在摩洛哥的一个随机实验,研究小额信贷是否能够对贫困家庭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在她的实验中,她选择了在村庄上开展小额信贷的实验,并且在一些村庄上鼓励家庭女性参与家庭申请贷款的决策,最后她发现,虽然获得贷款农户的生产活动明显增加,但对于贫困改善、地区贫困发生率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都没有确定的影响。她的这一发现为人们反思和调整小额信贷政策再次提供了经验支持。

 

  四、迪弗洛的学术道路及发展经济学的未来

  有媒体说,迪弗洛的举动告诉我们:“重复进行别人已经开展过的实验,并非毫无意义。她用10余年的时间一再重复进行实验,发现了大量以往研究中所不能解释的问题。”迪弗洛与她的同事以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为实验室为基地,集中了世界各地一大批年轻的发展经济学家,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现象为突破口,以大规模田野实验为手段,孜孜不倦地开展发展经济学研究。如果要给迪弗洛的学术道路特征做一个描述,那最恰当的词汇就是“不厌其烦地实验”,她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建立在田野实验的基础之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她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

  《纽约时报》上有人说,“不管一些人高兴还是不高兴,她会是将来诺奖的重要人选之一。不管一些人高兴还是不高兴,她得这个奖的意义比一些过去的得主得奖的意义深远。”发展经济学的那些“老掉牙”命题在迪弗洛的实验室一直焕发着勃勃生机。迪弗洛的研究及她获得克拉克奖这一事件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未来有着极大的启示。观察其在研究中的相关经济学思想,我们认为她实现了发展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论向随机统计学的转向,即从“政策关心”转向“扶贫关注”或者从“财政部-财政-官员-大众”转向“田间-农业-农民-产品”、“医院-卫生-医生-病人”、“学校-教育-教师-学生”等,从“顶层”转向“基层”,从而也使得发展经济学从“宏观”转向“微观”。在发展经济学实现转型的同期,世界各国在公共政策领域的改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政策实践领域也需要来自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支持,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对于年轻学者而言,致力于发展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将会有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Banerjee, A. & E.Duflo(2000), “Reputation effects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ing: A study of the Indian software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989-1017.

   Banerjee, A. & E.Duflo(2003),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267-299.

   Banerjee, A. & E.Duflo(2004), “What do banks (not) d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9(38):4212-4213.

   Banerjee, A. & E.Duflo(2006), “Addressing abs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17-132.

   Banerjee, A. & E.Duflo(2007),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1):141-167.

   Banerjee, A. & E.Duflo(2008), “What is middle class about the middle classe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3-28.

   Banerjee, A. & E.Duflo(2009), “The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151-178.

   Banerjee, A. & E.Duflo(2010), “Giving credit where it is du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3):61-79.

   Banerjee, A., A.Deaton & E.Duflo(2004), “Health care delivery in rural Rajasth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9(9):944-949.

   Banerjee, A., A.Deaton & E.Duflo(2004), “Wealth, 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in Rural Rajasthan”, AER 94(2):326-330.

   Banerjee, A., E.Duflo & R.Glennerster(2007), “Putting band aid on a corpse: Incentives for nurses in the Indian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2-3):487-500.

   Banerjee, A., E.Duflo et al(2008), “Long run impacts of income shocks: Wine and Phylloxera in 19th century Fr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Banerjee, A., E.Duflo, et al(2010), “Improving immunization coverage in rural India” ,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0:c2220.

   Banerjee, A., K.Munshi & E.Duflo(2003), “The (mis)allocation of capital” ,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3):484-494.

   Banerjee, A., R.Banerji, E.Duflo, et al(2007), “Can informational campaigns raise awareness and local participation in primary educa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2(15):1365-1372.

   Banerjee, A., R.Banerji, E.Duflo, et al(2010), “Pitfalls of participatory program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1):1-30.

   Banerjee, A., S.Cole, E.Duflo & L.Linden(2007), “Remedying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wo randomized experiments in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1235-1264.

   Bertrand, M., E.Duflo & S.Mullainathan & (2004),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1):249-275.

   Chattopadhyay, R. & E.Duflo(2004), “The impact of reservation in the Panchayati Ra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9(9):979-986.

   Chattopadhyay, R. & E.Duflo(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72(5):1409-1443.

   Duflo, E. & R.Pande(2007), “Da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601-646.

   Duflo, E. et al(2006), “Saving incentives for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4):1311-1346.

   Duflo, E. et al(2009), “Powerful women: Does exposure reduce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1497-1540.

   Duflo, E.(2000), “Child health and household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the South African old-age pension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393-398.

   Duflo, E.(2001), “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795-813.

   Duflo, E.(2003), “Grandmothers and granddaughters: Old age pension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1):1-25.

   Duflo, E., P.Dupas & M.Kremer, “Peer effects and the impacts of track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Duflo, E., R.Hanna & M.Greenstone(2008), “Cooking stoves, indoor air pollution and respiratory health in rural Orissa,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3(32).

   Saez, E. & E.Duflo(2002), “Participa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a retirement pla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1):121-148.

   Saez, E. & E.Duflo(2003),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in retirement plan dec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3):815-84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