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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

拉杰·切蒂对公共经济学的贡献


——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冷志明

 

内容提要: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拉杰·切蒂是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于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二是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三是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及其对教育质量提升政策启示的研究;四是相关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五是与风险规避和投资行为相关的其他贡献。本文通过对切蒂一系列论文进行梳理,从这五个方面对其学术贡献做出评介。

关键词:克拉克奖 拉杰·切蒂 公共经济学 应用微观经济学 税收政策

  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杰·切蒂(Raj Chetty)获得。切蒂1979年出生于印度新德里;2003年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起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2009年4月起执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2010年被聘为终身教授。2008年获得美国年轻经济学家奖,2012年获得最佳经济政策论文奖,2012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资深会员。此外,他是著名期刊《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主编、《经济学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编委,并于2009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应用经济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切蒂是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他在税收政策、社会保险、教育政策以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和心理因素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研究视角取得的经验证据对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对不同经济学分支、结构型和简化型经验研究方法以及劳动供给弹性等重要参数估计结论的非一致性进行了整合,对当前颇具争论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具体而言,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表明,税收政策的显著性、调整成本、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认知以及公司内部股权和治理结构等在传统新古典模型中被忽略的因素对个人和公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2)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福利分析的“精确识别”方法和策略,得出了最优失业保险公式。(3)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及其对教育质量提升政策的启示。他一方面推进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早期教育项目研究文献和学校投入(如教师素质)影响研究文献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强调了找到提升教育质量的合适政策对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价值。(4)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他在多个工具变量识别、福利分析的充分统计、风险规避的估计等方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5)其他贡献。他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两大基本困惑,提出了关于利率的后向弯曲投资需求曲线。

 

一、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影响是切蒂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较重要的贡献。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这一领域;另一方面,其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献《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Looney & Kroft,2009)也与税收政策有关。虽然,他关于税收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二是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传统的基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新古典税收政策研究文献忽视了经济个体心理因素、行为特性等对税收政策响应的影响,因而,其研究结论的应用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切蒂融合了其他学科以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税收政策的显著性、调整成本、纳税主体关于税收政策的认知等“摩擦力”,对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解释。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摩擦优化情境下的弹性边界:劳动供给弹性的宏微观证据综合》(Chetty,2012)、《调整成本、企业响应以及宏微观劳动供给弹性:来自丹麦税收记录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 et al,2009)、《应税收入弹性足以估算无谓损失吗——逃税和避税的含意》《Chetty,2009》、《应用社区间认知差异揭示EITC项目对收入影响》(Chetty et al,2012)、《主动还是被动决策以及退休储蓄账户的挤出效应:来自丹麦的证据》(Chetty et al,2013)等文献中。

在《摩擦优化情境下的弹性边界:劳动供给弹性的宏微观证据综合》(Chetty,2012)一文中,切蒂回答了“当个体面临诸如调整成本或政策疏忽等摩擦因素进行最优化决策时,价格弹性如何被识别”的问题。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对政策变动疏忽或者阻止个体响应的调整成本,他推导出了结构价格弹性的边界。该边界是观察到的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价格变化大小以及“摩擦”程度的函数。其中,“摩擦”程度由个体能容忍的偏离无摩擦最优的效用损失衡量。价格弹性边界意味着摩擦因素对集约边界弹性的影响大于对扩展边界弹性的影响。切蒂进一步将这一弹性边界应用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研究,发现较小的“摩擦”便能解释现有研究文献中宏观、微观劳动供给弹性存在的差异。在综合现有文献中对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基础上,考虑“摩擦”因素之后,切蒂估计出集约边际上的希克斯劳动供给弹性为0.33,扩展边际上的弹性为0.25。该研究成果的贡献在于,不仅证明了现实中的“摩擦”因素会导致个体对政策的响应偏离标准经济模型所预测的最优选择,而且提供了一种价格弹性边界估计法,该方法能用于估计跨期替代弹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重要参数或者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等领域。同时,弹性边界的提出也为现有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问题的解释带来了新的思路。

在《调整成本、企业响应以及宏微观劳动供给弹性:来自丹麦税收记录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一文中,切蒂应用丹麦的税收记录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变动对劳动供给弹性的影响。首先,他构建了一个企业提供有工作时间要求的岗位、工人支付搜寻成本并找到工作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依赖于工人的调整成本和企业工作时间设定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应用丹麦的整体税收记录数据,通过分析扭结处群聚(bunching at kinks)数据的特征得到了3个支持模型预测的证据。(1)较大的扭结处(larger kinks)产生较大的应税收入弹性,因为处于这一位置的个体更可能克服搜寻成本;(2)靠近大量工人的扭结处产生大的弹性,因为它们导致了工作时间约束的改变;(3)企业通过定制工作岗位使其与工人在均衡状态的加总税收偏好相匹配。最后,校正模型以匹配上述经验,作者得到集约边际宏观弹性的下界是0.34,大于应用标准的微观计量方法对数据中工人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此外,切蒂还给出了个体层面劳动供给弹性较小的两种解释:(1)对于一项特定的工作而言工人没有能力改变工作时间,如果一个人想通过转换工作减少工作时间和降低边际税率,那么转换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当边际税率有足够大的变动时转换工作才会发生。(2)雇主通过最优化时间——工资组合最小化总的税负,以至于代表性工人的应税收入刚好与边际税率的上升相差不远。总之,这一研究表明,工人仅对较大的税收调整做出反应,并且企业通过捆绑工作时间和工资最优化工人的税收支付。

《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 et al,2009)则是切蒂的研究成果中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献。传统公共财政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个体能够对税收政策导致的激励做出完全的最优化反应。在该文中,切蒂和合作者应用两种经验研究策略检验了这一假设。首先,他们在一个食品杂货店做了一个实验,针对750种需要缴纳销售税的商品张贴含税价格达三个星期。应用扫描数据,他们发现张贴含税价格使处理组商品的需求相对于附近商店中控制组商品的需求降低大约8个百分点;其次,他们发现国家层面消费税的上升(包含在价格内)比销售税的上升(另外登记因而没那么明显)更显著地减少了总的酒类消费。两组结果都表明,税收的显著程度影响行为反应。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限理性模型解释为什么税收的显著性重要,并发现该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经验证据以及几个额外的典型事实相一致。在模型中,尽管部分税收对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有较大的影响,但忽视这些税收只会使个体承担较小的福利损失。应用这一理论框架,他们构建了一个测度个体不能完全最优化行为情境下以弹性为基础的商品税税负分担和效率成本公式。该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税收显著程度是决定个体反应的重要因素,增进了对税收分担程度和效率成本的理解,而且其理论分析可以看作是当个体行为不遵循新古典范式时政策福利效果分析的开创性成果。此外,该成果对近期广泛关注的政策讨论——消费税(包含在价格内)以及税收简化价值等的理解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