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首页轮播图 > 《经济学动态》编委会2019年度工作会议纪要


《经济学动态》编委会2019年度工作会议纪要


编者按:2019年4月27日,《经济学动态》编委会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编委围绕会议主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暨《经济学动态》2019年主要选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编委们指出,学术界应当对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进行准确阐释,并加强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梳理。编委们强调,应从国际经验和国际学术前沿的角度去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编委们还建议《经济学动态》主动对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此外,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扩大期刊的影响力。

 

 

2019年4月27日,《经济学动态》编委会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暨《经济学动态》2019年主要选题”。22位编委和经济所领导、经济所理论经济学学科三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以及《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高培勇教授到会并致辞。《经济学动态》常务副主编胡家勇研究员介绍了2018年《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的主要工作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的变化。会议开幕式和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研究员主持,下半场由副所长张晓晶研究员主持。朱恒鹏副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编辑部主任杨新铭对落实编委们的建议做了补充发言。现将本次工作会议记录如下:


一、开幕式


高培勇:非常感谢和欢迎各位参加《经济学动态》编委会今年的工作会议。去年也是这个时节,《经济学动态》编委会组建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时大家就约定,我们每年要召开一次编委会工作会议。这个工作会议,跟一般研讨会还不一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议题。第一,大家一年没见了,聚在一起叙叙旧、唠唠家常,听编辑部汇报一年的工作;第二,借助大家的才智,给编辑部这一年的选题、组稿计划提建议。因此,它既是一个工作会,又是一个讨论会。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很重要,没有哪一方面相对来讲更重要一点。

编辑部的具体工作将由常务副主编胡家勇跟大家汇报。我跟大家讲几件事。

第一,今年5月17日,我们要举行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此郑重邀请各位一定前来参加。为了这次90周年纪念活动,经济所已经准备了两年多的时间,从2017年初就开始着手筹备。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编写经济所所史。在编写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把经济所90年的发展历程梳理清楚。但是在梳理过程当中,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整个一部经济所史,几乎是中国经济学界或者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应该是始料未及的发现。所以,我们对所史的编写就格外重视。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目前能够拿到的所史初稿,有六七十万字,但还不是很全,需要精雕细刻才能出版。后来,由张晓晶执笔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一份经济所简史,大概2万字。所以,把经济所所史,看作中国经济学的缩影,不仅仅是经济所自己的事情,我们还需要借助大家的力量,把这个所史写清楚。这也是《经济学动态》各位编委在工作当中的一个选项。

第二,一个刊物,既是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学术研究的窗口——“平台 窗口”。《经济学动态》对经济学研究的定位,就让我们找到了在经济所这样的研究机构进行学科建设的抓手。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体制,把编辑部与相关研究室组合成一个研究群,大家在一起活动,一起从事研究,编辑部起主导作用。为什么让编辑部作为牵引、主导呢?主要是因为学术前沿最敏感的地带,应该是在编辑部。相对研究室、学院而言,编辑部对学术前沿的牵引力可能更强一点。所以,这一年走下来,尽管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总觉得这条路是对的。如果研究是研究,学术期刊是学术期刊,存在两张皮的话,起码现在看来,二者连不成一条线。而且,我们把经济所一些名家安排在编辑部领导岗位,而没有放在研究室。跟大家报告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再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制。

第三,今年的选题。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暨2019年《经济学动态》主要选题”。这个主题把2019年编辑部组稿的方向与主要想法做了一个归结,能够反映经济所与《经济学动态》杂志目前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关注的突出问题。大家看到,起码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宏观政策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围绕着经济形势判断与经济政策的布局,经济学界也刊发了一系列的文章。但是,起码从2018年7月之后,围绕着经济形势、经济政策与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出现的理论纷争也好,政策主张的差异也罢,越来越凸显出它们不是在论证环节存在差异,也不是在政策主张环节存在差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现在越来越凸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在对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建议,但是其背后的学理支撑与方法论出现了差异。这样的差异起码是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或者理论发展,是有直接关联的。比如宏观经济政策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需求管理理论基础上的政策不是一回事。往往出现对现实问题发出见解的时候,大家基于不同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来进行论证,并且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不一样的地方。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判断,认为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这样的判断,与以往的判断不一样。以往的判断从需求、供给平衡的总量角度来做分析。我认为,这种经济理论的或者研究理念方面的变化,能不能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凸显出来,特别是在《经济学动态》揭示出来?在经济学界范围内尚且如此,走出中国经济学界,走到实践层,甚至是管理层,可想而知,这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经常说新时代,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也有一套自己跟新时代相关的思想理念方法的变化——身子进入了,脑子并没有进入,或者有意识地进入,但是下意识层次做不到,不经意就回到原来的思维轨道上去,或者新的轨道与原有轨道融合在一起。这往往造成在学术讨论中出现不应有的争论。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这次《经济学动态》编委会工作会议想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与2019年选题结合在一起,也请大家提这方面的建议。不只给《经济学动态》,实际上也给中国经济学界提相应的建议。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问题导向,不仅仅是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层面的研究,应当透过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到背后的基础研究。这也是《经济学动态》理应有的一个板块的定位。 


胡乐明:谢谢高培勇副院长的阐释!刚才高院长提到一个事情比较振奋人心。一部经济所史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缩影,《经济学动态》第一届编委会以及每次工作会议,也应该进入经济所的历史当中,这个工作是编辑部的。下面由《经济学动态》常务副主编胡家勇研究员对编辑部一年来的工作向编委们做汇报。 

胡家勇:谢谢各位编委到来!现在,我对2018年编辑部的工作向大家做一些汇报。第一,期刊的排名情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中,《经济学动态》被评为权威期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的《复印报刊资料(2018)转载指数排名》中,《经济学动态》的转载量在理论经济学学科期刊中排名第一。这是大致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不是只追求排名,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与进步,但是我们也应当关注社会评价。应当处理好特色定位和社会评论的关系。

第二,发文情况。2018年期刊发表文章138篇,编辑字数总量350万,每一期发表12篇左右文章。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这方面组稿力度比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举办了多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邀请的主讲嘉宾和点评专家都是名家。《经济学动态》专门设置了一个栏目,连续6期在首篇位置刊载论坛实况记录。据了解,学术界对此的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编辑部推出的著名专家访谈录栏目影响也比较大。2018年刊发了《张卓元学部委员访谈录》。从微信传播来看,点击量相当大。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第三,编辑部内部对编辑流程做了一些优化。比如怎么选稿、怎么审稿,原来已经确定了一些,现在要完善优化。首先,把审稿人队伍的专业领域配齐,这样审稿起来精准性比较强,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其次,我们召开了审稿人会议,与审稿人沟通、互相交流经验,怎么样提高审稿进度,平衡审稿质量和审稿时效性。再次,每篇稿子都要进入编辑部集体审稿会议终审,有审稿人的意见,也有我们的意见,反复沟通和修改,以提高稿件质量。

第四,2018年加强了与学术界的交流合作。第一个工作,刚才高院长稍微提了一下,现在经济所每年的大型学术会议分别由三个编辑部承办。《经济研究》举办“高层论坛”,《经济学动态》举办“大型研讨会”,还有《中国经济史研究》举办的一个研讨会。“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年下半年召开了第二次,今年下半年将召开第三次。第二个工作,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合作,进行经济学、管理学热点分析,今年是第四年。原来也在合作,但今年的合作更深入。第三,编辑部调研走访各地高校,与高校学者进一步拉近距离。编辑部2018年先后赴南京、东北三省等地多所高校召开座谈会,效果很好。

第五,杂志进行了一些小的变化。首先,之前分栏目,但由于发文不均匀,就把栏目取消了。其次,2019年开始,增加了英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以前没有,但从杂志规范化和国际化传播来讲,这肯定是必要的。再次,最近开始在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上发布“工作论文”。稿件通过编辑部审稿流程后,先以工作论文形式发布。这样做,一是给作者吃一颗定心丸,因为发表周期比较长。二是向社会公开,起到监督的作用,如果文章还存在一些瑕疵,就可以及时获得反馈并完善。《经济学动态》微信公众号和网站点击量2018年是上升的,这也是好事。


二、上半场发言

在会议上半场,围绕会议主题,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张晖明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齐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任重教授、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吕炜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春学教授先后发言。 

洪银兴:《经济学动态》去年开了一次编委会,在会上我有一个建议,把握刊物的特色。这一年来《经济学动态》做到了。下面我提一些建议:

第一,怎么进一步扩大《经济学动态》的影响。除了目前学术上的影响之外,现在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怎么能够通过现代传播手段,特别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一些好的文章?我发现一些杂志、出版社都在做这些事情,不仅仅在纸质文本上能够反映出来,而且通过微信的途径推送出来,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范围非常广。刚才胡家勇在谈怎么进一步扩大影响,应当重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另外,编委自己尽可能把好文章投给《经济学动态》。

第二,慎重对待查重系统的结果。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在查重系统是不是存在一点问题?一些查重结果,查出来的都是作者自己以往的文献。但是,这些都属于作者自己创造的观点,还想在新的论文当中提出来。这个问题怎么把握,怎么关注?尤其是理论经济学,不像一些调查研究都是新的,理论经济学都是学者自己长期研究的问题。 

林岗:我来讨论下高质量发展。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一个速度比较低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还是一个速度比较高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速度比较低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的发展,质量较低的发展,否则就不怕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了。一个质量比较高的发展,不一定是速度最快的发展,但一定是速度比较快的发展。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成立不成立?根据经验,我觉得是成立的。但是某些机构现在对速度特别讨厌,好像说速度已经特别不重要了。有一个报告——《2030年的中国》,这里面存在大量似是而非的观点,我就讲三个。

第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去了,人口红利没有了,中国的经济增速就应该下来了。这是不合逻辑的。中国经济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从来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很快,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才快。9%~10%的平均增长速度并不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上升而上升,因为计划生育早就把人口增长压下去了。如果用劳动力的数量乘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的生产函数,求全导数,计算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数量哪个贡献大。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应该可以解释96%以上的增长速度,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研究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经济学家,一个是卡尔多,写过一篇论文讲述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还有一个是库兹涅茨,也总结了一些特征性的事实。他们都提到,要把劳动生产率提到首位。卡尔多没把人口数量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库兹涅茨讲过人口数量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中国粗放式投资不能继续下去了。投资效率非常低的说法,事实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从投资边际生产率来看,就是用投资比GDP增量(即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中国是靠前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是靠前的,除了两个时段,一个是1998年,一个是2008年前后,有不太好的情况。因为当时是反周期、大量的投资,当时效率比较差,其他情况比较好,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怎么能够说是一个粗放式没有效率的投资呢?

第三,中国是不是没有竞争力?这跟人口增长速度连在一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供给出了问题。其实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看法,衡量一个国家不应该看它的最低工资水平,应该看它的单位工资的劳动生产率,就是单位工资的产出。如果比较这个数据的话,我国的优势还在,这方面的优势远远超过经合组织国家。而且在亚洲国家,虽然越南、菲律宾等国工资水平低,但我国在单位工资劳动生产率数据上远远超过它们。

中国经济增长条件还在。能源供应方面,将来可能出现能源供应紧张,但是目前不是。我们有7%或者高一点点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需要更加积极的政策。不是说过去不积极,过去相当积极。我刚才说的三个判断都是流行的判断,支撑我们一段时间政策的判断,但它们是似是而非的。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用9%的速度再增长10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太乐观。而按照《2030年的中国》的预测,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就应该是6%或5%,那又太悲观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中国都具备。应当考虑怎么把潜在增长,包括供给侧、需求侧方面的政策调动起来。 

杨瑞龙:什么是高质量?从态度上来讲,什么都是,那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对高质量的内涵,至少从经济学上给一个确定性的含义。到底什么是高质量,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我特别担心当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的时候,最后高质量变成政府的事情,政府说这是高质量,那是高质量,没有市场参与。所以,需要经济学者为高质量确定一个特别的含义。高质量发展是什么呢?刚才两位都讲了。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当然,生产率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归结为市场规模,归结为资源配置。今后如果能够在技术进步上面有所作为,如果继续利用现在大规模国内国外市场有所作为,如果在体制改革、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上面有所作为的话,我认为这就是高质量。要实现这个任务很简单,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才能把握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增长的概念到经济发展,再到绿色发展。到今天为止,统计学没有对绿色发展给出一个清晰的把握。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学角度,清楚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与国家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向相匹配。这样,才能促进国家技术进步——就是增长动能转换。增长动能转换归结到一个点就是技术进步。从技术进步,就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从供给角度来讲,怎么推进国家的改革,怎么样扩大内需?我很同意林校长的建议,我国发展还是很有后劲,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市场规模,这有待于进一步开放。当下要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效率配置方面,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归结到一点,希望经济学人能够对高质量发展内涵有清晰的把握,与市场导向改革相互匹配,这样的话,可以在高质量体系下,实现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 

张晖明:前面高院长提到,“身子进入了,脑子并没有进入,或者有意识地进入,但是下意识层次做不到”,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围绕高质量发展,刚才有很多讨论,这是现实经济当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提出这一新表述之后,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应该把这个概念做进一步更准确的阐释,以更好地引导实践,这是我们的研究任务,我深有同感。

我想提一个建议,今天经济学理论自身如何有系统创新能力?高院长讲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出发点是方法论问题。我记得有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有自身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在今天从事经济学研究本身应当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是在研究当时的英国形成的许多东西,我们今天很多场合是套用的。但是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设备再生产投资,与今天有很大差异,所以本身需要发展。另一方面,从西方理论角度出发,它有它的方法论。所以,杂志在选题当中,是不是应重视这个问题?这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重塑。 

谢地: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刚才也认真研读了一下高院长的《主编寄语》,我觉得讲得非常深刻,谈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一年来,编辑部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也感到杂志的特点越来越鲜明,确实成为经济学者的精神家园。

围绕着高质量发展选题,我提一点儿建议。首先,要不要把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再具象一点儿?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比如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因为,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后,大家对民营经济关注很多,“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数字出来,说明民营经济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很大。如果民营经济不能高质量发展,仍然是原来粗放式的,这里面就有很多弊病,我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是很难实现的。另外,现在东北经济增长面临一些挑战。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曾经的经济重点区域,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东北“边缘化”,我觉得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放在大的经济格局当中,研究一下特定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齐兰:我觉得《经济学动态》的定位是理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再进一步深化。同时,我觉得2018年《经济学动态》刊发的大文章、大手笔、大视野的栏目挺好。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有很多大文章、大选题可做,甚至可能更大。

怎么深化理论经济学?一是从高质量发展方面,从其学理、思维方式、基础性研究逐渐深入。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也到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进行,在研究当中我也是有一些困惑。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要求我们研究规律性的、前瞻性的、基础性的和趋势性的内容。说到金融,金融的本质、规律都涉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国际大的形势变动,全球化、国际化、开放性。政治经济学除了研究理论之外,可能需要与国际政治、国际形势结合起来。所以,可以就一个专题进行讨论,推出一个大的题目,来研究有针对性的选题,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沈越:《经济学动态》这一年来,特色更明确了,定位是理论经济学,尤其是强调政治经济学。这是学术刊物办出特色的趋势,如果大家的刊物都是一个面孔,最后就没有特色了。定位里面,我更看重的是后面几个字:兼顾思想性、学术性与前瞻性。如果要兼顾思想性与前瞻性,就是一首一尾,可能有一些东西就不能完全太较真,比如刚才提到的查重问题。比如,涉及一个问题,真正前瞻性的东西、思想性的东西,往往是不能得到大多数人赞同的。如果完全按照一般审稿要求走,有可能越做越平庸。我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有一部分的稿件,有真正思想性、前瞻性的,不一定按照一般的审稿标准去评价。

《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3期刊发的夏斌的文章,我觉得就有前瞻性、思想性,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把它称为“新融合”。很多观念针锋相对,这篇文章都涉及了。我觉得这篇文章,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实事求是把大家的文章放在一起。类似这样的文章,《经济学动态》要争取拿过来发表。

最后,高质量发展,应用经济学可以做,当然理论经济学也可以做。突出刊物的特色,还要做一些其他刊物不能做的东西。我们通常讲,用开放来倒逼改革,实际上这两个关系是相符的。我觉得,开放的力度是走到前面了,改革方面能不能有一些选题?有一些推进?《经济学动态》能够有所引领,不仅仅是研究发展问题,不仅仅是改革,而且改革要推进开放,在这方面可以有所推进。 

丁任重:《经济学动态》这几年发表的应用经济学文章比较多,从方法来讲,定性文章与定量文章,两种范式都有。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需要强化。

刚才林校长提到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先不说,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都在大干快上。尽管干部考核指标包括可持续发展,但实际地方政府层层考核,末位考核,后三名的话淘汰,因此地方政府都在拼命地干。理论界需要对此进行研究。 

吕炜:这一年多来,《经济学动态》变化比较明显,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顶层设计上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编研结合。其带来的变化就是把重要的学术研究力量放在了编辑部,使这些编辑力量跟编委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使《经济学动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走进了学术圈,走入了我们的“朋友圈”。我觉得这是变化的根源,其他的可能都是在总体的顶层设计基础上发生的变化。

关于今天讨论的主题,我也想围绕高质量谈一些观点。所谓高质量发展,对于一个编辑部来讲,对于我们在座的编委来讲,首先还是问题导向,就是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寻找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是我们历来的一个基本观点。刚才前面的编委们谈到,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政策导向导致了在民间应用上的泛化甚至庸俗化。但是恰恰对于编辑部来讲,如何发现高质量发展当中的现实问题,这是考验编辑部水平的地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围绕着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编委也好,各位作者也好,如何通过编辑部的推动,能够实现高质量研究,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学者,面临的更现实、更重大的课题。问题导向只是第一步。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如何真正能做出高质量的文章,形成高质量的成果,这可能是编委、编辑部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这里面当然首先有研究规范性的问题。这些年在研究规范性上,总体上来讲探索比较多,包括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但其实,更重要的核心——高质量研究的实现问题,我觉得还是原创性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编辑部与作者在高质量研究方面的原创性?刚才各位老师提了很多意见,我有几个建议提供给编辑部作为参考。当然,其中有很多的东西,这几年特别是近一年来,编辑部已经在做各种探索与尝试。

第一,应该更加强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已经明显可以感觉到,《经济学动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强化明显提升,特别是每期刊发的头几篇文章。

第二,应该更加注重对中国改革发展实践逻辑的梳理。当寻找不到更合适的既有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就应尽量避免用过去的理论迁就,而应该从实践过程当中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果关系。不管是建国70周年,还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都走过了很长的路程。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实践逻辑需要做纵向的过程梳理,这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问题。

第三,建议编辑部鼓励中国改革史与中国改革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这是寻找方向、立场最可靠的地方。但是现在,一是时间积累不够,一是学术界沉不下去。这方面研究不多,当然各个刊物推的也不多。我们研究问题的观点、思想,还是要回到改革这个出发点。

第四,引导学术前沿、研究综述与思考性的问题。因为作为研究者,对国内的也好,对世界的也好,对各个学科的前沿动态,要保持敏感性以及对前沿的关注。 

平新乔:高质量是经济学创新很好的话题。我想讲几点看法:

第一,要用高质量的话题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也做了一些新经济结构的研讨,后来发现资本里面存在大量的结构。只要讲结构,就有使用价值;讲价值一定是可以加总的;讲结构、比例,一定是要涉及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的。所以,这一块确实是原来研究忽略的地方。《资本论》第三卷里面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也是结构。第二卷就是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消费品与资本品的分类。以前有研究,但是用现在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是可以做大文章的。我一直觉得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说的很多,做得很少。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在很窄的领域内做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它的缺点是不能容纳、不能包容、不能总结当代世界的发展,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大问题,是跟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脱离的。要研究中国高增长里面的质量问题,我觉得结构问题可以研究。

第二,缺少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中间有一个回归,通过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经济高质量发展?希克斯有大量的研究,关于资本的研究、关于周期的研究、关于经济学的展望等5本书,都在讲这件事情,讲周期发生之后,怎么会影响一个国家资本结构的变化。真要用,可能要用新的设备淘汰旧的设备。所以,这可能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同时对劳动者就业素质的要求发生变化。劳动结构发生变化,然后影响工资结构,工资、资本总数比例发生变化。前面有一系列的研究,现在中国也在面临这样的情况,要注重技术创新影响经济质量机制的研究。

第三,工人劳动比重。要提高经济质量,肯定要用新的设备、新的专利,要用机器人、自动化,就会对劳动造成影响。根据研究,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最高点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随后这五年已经下降了5到6个百分点。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发展质量提高,肯定要更新设备,新的设备很可能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需求造成大的影响。像这样的地方可能要总结,也要进行思考。

第四,《经济学动态》2018年质量很高,体现了专业化,高层对话、专业的介绍、研究成果的发表,体现了层次。但是缺一块东西,存在一些问题。《经济学动态》介于美国《经济学文献》与《经济学展望》之间,要兼顾这两个杂志的特色,应该有一些前沿性话题。不完全是规范性的贡献梳理,而是讨论学科前沿,比如说就业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的讨论。前沿问题、思想,很可能会影响下面好几年。我觉得应该发掘这些文章。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一些困惑的问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几个因素。第一是教育水平。第二是创新。第三是市场效率。市场效率的提高,也有一些标准。第四是法律制度、治理结构。前面几个因素应该是可以度量的。只有第五个不太好度量——整个文化范式。如果围绕这些前沿性问题,推出一个栏目,推出三五篇文章,这能活跃经济研究的气氛。 

杨春学: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应该从两个层面,一个是经验总结,一个是理论性的总结。目前理论性的总结不够。中国改革开放,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改革的核心是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某些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都很少有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发展好就需要能够解释中国的问题,这才真正叫“中国化”。需要研究现实根本性问题。


三、下半场发言

会议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研究员主持。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郭熙保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任保平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先后发言。 

蔡继明:高质量发展,资源配置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怎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措施,尤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大资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

存量人口方面,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为什么用行政手段进行控制?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的重点任务,要放开大城市、特大城市落户,超大城市就是所谓的积分落户。北京2018年大概12万人申请积分落户,只批准了6000人左右。这是典型的计划控制人口。

土地方面,全国人大正在讨论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还有《民法典》的物权篇,基本上讨论了四年。这两个法律如果没有突破,未来土地管理制度仍然是行政管理,仍然是管制型的。包括城乡之间的土地流转,同地不同权,同权不同价。比如说宅基地,城市的宅基地叫住宅建设用地,农村的宅基地只叫住宅用地,没有抵押权。所以,目前农村闲置的宅基地有三千多万亩,规模相当于城市所有住宅用地的总和。而一线城市工业用地要减量增长,这都是违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常识的。所以,《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应当更加关注高质量发展,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特别是在劳动、土地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有一个建议,编辑部先过滤一下待匿审稿件,重复率超过标准的,不再进入匿审,避免无效劳动。另外,《经济学动态》强调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可不只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所以,《经济学动态》可以突出政治经济学的色彩,但是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法和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能不能开阔眼界,把所有这些都纳入进来,西方经济学也在这里面,都可以讲。 

郭熙保:我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一直在关注《经济学动态》,在上面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刊物的确很有自己的特色。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特色应该要继续保持下去。这几年好像特色淡薄了一点。一篇文章在这儿发可以,在别的期刊上发也可以,这样特色体现就不是很充足。当然可能有一些考虑,排名、引用率等等。这也是一个矛盾。怎么解决?《经济学动态》的同志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要保持《经济学动态》的特色,就是要突出理论的色彩、思想性、原创性。不一定非要用很多的实证,规范性文章并不是没有实证,但是要有思想性。还应当有引导性和差异性。

另外,要保持争论争鸣。很多东西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要有所争论。争论要有一些说理、学理性内容,不是谩骂型的,缺乏逻辑的。这样的争论和争鸣,我觉得《经济学动态》要起到引领的作用。中国现在还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对中国发展的成功或者中国奇迹,有很多理论探索是不够的。应该组织对中国奇迹阐释的研讨会,这对今后高质量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对中国过去的发展进行集中阐述,这是学术界的责任。

我期望《经济学动态》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在阐释中国经济奇迹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方面,走在探索和讨论的前面。因为有些东西没展开,有深度的、有理论阐释的文章,不管是什么样的观点,除了扣帽子的,都可以发表。 

李晓:从30多年前认识《经济学动态》以来,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一是思想性,二是前瞻性,三是理论的争鸣。大家强调了理论争鸣的力度可能不够。理论争鸣确实是刊物应有的特色,应该保持好。

第一,中国奇迹,到底原因是什么?迄今,谈市场化配置,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40年的改革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当然,改革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还积累着一些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开放。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我国主动加入全球市场化的经济过程。在国内,不断强化中国特色;在国际上,利用全球经济市场,获益较多。这两者之间出现了悖论,这也是今天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冲突最大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在西方看来就是非市场经济的东西,用国家权力配置资源,同时用这样的方式试图影响到全球的问题。当然,看法是否正确,这是另外的问题,这是冲突表现出来的客观现实。

所以,如何研究中国特色的问题?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现有物质力量转化成影响力。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影响力来讲,大的概率是让别人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反过来,不让别人做自己不希望做的事情。但是影响力重要的基础前提是什么?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强调中国特色的时候,现在中国经济学面临着两重问题。第一个问题,对40年来成功的经验,没有很好地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中国特色”本身在发展过程当中,各界对其认知也在不断深化过程当中。第二个问题,真想成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何让我们的语言在国际上是通用的语言,或者使我们的经济学语言与国际接轨。如果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话,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很难成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我讲一个“广场协议”的例子。国内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对日本的阴谋(打压),日本大多数人认为是泡沫经济的重要边缘。但事实上,“广场协议”是日本政界、商界、企业界精英们阻止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单边贸易主义的打压,把美国单边主义的势头拉回到多边主义中来。这是日本一次成功的全球多边主义协调,而中国恰恰享受了30多年的成功协调。1985年2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了关于日本的贸易单边协议。当时,有关国家竞争力研究的文章大量出现,那是单边贸易保护的重要时期。日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些经验特别值得研究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学者们参考。里根政府时期沃尔克规则出台之后,美元利率高企,美元不断升值。要保持美国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美元必须要贬值。但是美国政府怎么办?美国政府不能说美元高估,只能指责日元估值过低。日本政府自己承担不了压力,认识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在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中获胜。所以,拉拢德国、法国等国一起和美国谈。谈的结果是双方都有责任,美国也公开承诺减少其财政赤字。所以,多边的好处在于一定让多边作出承诺,大家都要作出承诺。日本是民主国家体制,最担心的是美国财政打压的方式,所以日本认定只能用日元持续升值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缓解了那次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非常成功。这个经验今天来看,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所以,这是一场国际重大的政治经济的博弈。我觉得开放条件下,中国问题的研究缺少不了开放。开放条件下如何研究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重大案例分析、经验总结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国际政治学界最近有观点认为今后中美之间就是两极。我个人从研究专业上非常反对这个观点。不能看GDP总量,也不能用PPP法。我国依然处在美元体系下,我国地位的提升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有重大战略误判。所以,金融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地中海时代到今天,无论是威尼斯,还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仅仅靠着自己的储备与储蓄可以持续的。所有国家的崛起都是靠着某种程度的金融创新。比如,威尼斯的战争债券,西班牙的理财,荷兰的商业股份制度,英格兰中央银行制度,以及今天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借钱。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着借钱来崛起的。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现代化,是决定其能不能形成区域性核心的关键因素,是决定其能不能可持续性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应该从一个开放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来思考问题。不是从中国视角看世界,而是从世界视角看中国。我觉得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非常重要。 

张晓晶:李晓教授其实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特色以及与其相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应当把特色的东西、相对特殊化的东西一般化。第二,“广场协议”一定意义上使日本重新回到多边谈判,这是挺有意思的视角。第三,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需要靠金融。这也非常有意思。现在都在讲“杠杆”。我国的“杠杆”跟美国几乎一样,是250%左右,要“去杠杆”。一个国家到了高收入阶段,杠杆率基本上比现在还要高,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需要利用国外的资源,更快地发展起来。 

黄泰岩:高质量发展,可能涉及三个关口,一个是转变发展方式,一个是优化经济结构,还有一个是新旧动能转换。现在从高质量发展角度要求跨越这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本身的内涵还不太清楚。大家搅在一起讲,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结构优化、转变发展方式很类似。可能《经济学动态》今年在做高质量发展选题过程当中应当关注。这三大关口怎么跨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常谈及的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新技术出来之后,它的概念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可能在发展方式的观念上可以有所扩展。结构优化涉及宏观大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国内国外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等等。新旧动能转换可能涉及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等。三个关口不一样,需要围绕其内涵、外延、三者关系组织一些问题导向的文章。

怎么定位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可能也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做。比如,为什么是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投资转化,也涉及城乡结构,等等。但是发展经济学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理论涉及不多。过去40年中,我们总结的时候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往前推,后来把马克思主义放进来,但是很有限。所以,高质量发展中的经济学是什么,可能需要理论界来定位。经济增长理论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包括技术、人力资本,从20世纪开始的一系列理论。但是,发达国家并不考虑一系列的发展问题。技术设计、全要素生产率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上的,这些领先国家是怎么做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些理论界涉及的不多。所以,应当准确定位高质量发展经济学。

高质量发展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发展中国家结构优化问题。可以重新思考和扩展结构主义经济学很多理论,这可能都是理论界需要做的。比如,中国制造业占比在2018年是40%,2017年是40%以下,这放在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对还是错?强调实体经济的时候怎么看待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制造业的比重变化,比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技术对产能和产业的改造,都是要面对的大问题。

高质量发展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说、原理。构建高质量发展经济学是集大成的东西。马歇尔在把自由市场经济所有的理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构建了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可能中国经济学在把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等理论,融合到一起的时候,如果再把文化因素放进来,可能是更集大成的理论。这需要众多学者的努力,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张晓晶:黄校长提出特别大的课题——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到了中国这个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其实是出了一点问题。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就讲从低收入到起步,后面的发展问题发达经济体理论已经解决了。所以,一直到我们进入可持续均衡增长中间,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经济学,这恰恰是我们的任务。所以,中国能写出高质量发展经济学。而要写好这个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可能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已经不够了,需要结构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等。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也是给在座的各位,包括经济学同行提出的一个课题。 

任保平:《经济学动态》留给我最大的资源就是思想性与前沿动态性,自己阅读,让学生读,可以从中了解到经济学最前沿的问题与最前沿的学术进展。《经济学动态》在办刊过程中把思想性、前瞻性、动态性保持了下去,这是《经济学动态》长期保持的自己的风格特征。

我有几个方面的想法:

第一,关于高质量发展。今年刊物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问题。从学理上来讲,先有经济增长,后有经济学里面的经济增长理论,后面世界银行和前苏联都曾探讨经济增长。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经济增长质量。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储备是不充分的。大家对高质量发展理论问题不清楚,包括地方政府更不清楚,都不知道高质量发展怎么去干。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讲,重点要讨论理论问题,高质量发展究竟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单目标,就是GDP增速快慢的问题。经济发展是双目标,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二者结合。经济发展质量就是多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多层次、多目标,而且质量要高。这些在理论上必须研究。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来讲,刚才黄泰岩老师讲的三个问题是对的。第一个问题,高质量发展标准。第二个问题,高质量发展平台体系。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体系是需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过去是速度调控,现在转为质量调控。所以,高质量发展第一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第二是结构问题,第三是新旧动能转换问题。特别是面临着新技术、新产业挑战,新经济日益兴起的形势下,这是关于高质量发展重大理论与重大实践问题。理论问题说清楚,让人们知道它是什么。现在关键问题是人们不知道高质量发展是什么。现在各方面都在用高质量发展,但是其具体的内涵、外延怎么界定?这是在高质量发展研究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在刊发一些实证研究文章之外,也关注对理论解释的文章,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今年是新中国70周年,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很大一段时间学术界在探讨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经济增速下降这么长时间,原因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还是周期性的,都需要经济学探讨。

第三,过去《经济学动态》长期介绍经济学国际前沿动态,这是国内了解外国理论的一个窗口,目前这个风格得以保留。在继续介绍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同时,能否也介绍一些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和动态。非主流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的思考,尽管不系统,有很多问题,但是有时效性。因此,能不能增加对非主流经济学最新进展的介绍内容,这可能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比如,可以介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沿进展。

 

张晓晶:谢谢任教授提出的观点。他谈到的问题,一是高质量发展可能还没有探讨特别清楚,就是一个筐。第二,怎么看待重大的实践问题,是不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第三,最具有实用性的建议是,除了介绍主流诺贝尔奖,还要一些非主流理论。任教授提出了法国一个学派。我们现在可以做MMT(现代货币理论),它时髦得不得了。在美国、西方,最主要的观点是政府可以无限发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这个观点影响非常大。这个观点来自哪里?来自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提出这样的理论。这本书现在在美国、整个西方引起极大的争论,在国内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我印象当中,黄海洲的一篇英文论文讲国家资本结构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观点,政府可以更多发债。一定意义上的所谓的非主流观点,市场上炒得很厉害,慢慢就变成主流。但是,我们并没有从学理上认真研究透它,同时提出更好的批评意见。

 

李晓:为什么美国人开始强调无限制发债,有一个重要的背景。美元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这是第一。第二,最重要的事情,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了黄金窗口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人类的金融逻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有的逻辑都是债权逻辑,欠债要还钱的。但是美国将其变成了债务人的逻辑。美国开始研究无限制发债重要的基础。美元是全球货币,所以可以无限发债,没有考虑还。这一点对未来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对世界未来格局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沈坤荣:《经济学动态》这一年多来质量的提升还是看得见的。另外,也保持了原来的特色,一些比较差异化的特色也有体现。我曾在南京大学与编辑部团队进行交流。我觉得这非常好,到各个高校去了解社会反响、潜在作者群体、现有作者群体以及文章影响力的状况。杂志正在改变。另外,我们编委领导杂志往前沿性、特色化、差异化方向走,这也特别明显。这是第一点。

第二,怎样抓住现有中国发展的特点,来解释中国70年发展道路。如果说前30年有一些定论,那么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怎么处理?后40年如何解释中国奇迹?这些都是理论界应该努力研究的一个方向。从理论的角度,《经济学动态》应该对理论研究的动态有所反映,也就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梳理一些变化,这有利于培养潜在的作者群体。很多博士、博士后等年轻的作者,大都是改革开放时期出生的,对前期经济状况了解得不多。但学术界对中国70年经济的前期情况,现在研究和梳理得不够。因此,可以拉长一些。从现实运行来看,如果把以后几十年定位成高质量发展未来的话,那么前面高速增长的40年,就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运行条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初始条件。离开了这个初始条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也无从谈起。而要理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理解这个过程当中跟别国不一样的行为,我觉得可能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我离开社科院之后,1998年到南京工作,关注地方政府的行为更多一些。比如说税收竞争,2006年我做过税收竞争、地区博弈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这种税收竞争泛化到特朗普减税竞争之后,2018年我曾在周期论坛上谈到国际化的税收竞争。很高兴看到《经济学动态》刊载了相应的文章,已经开始关注到了税收竞争边界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很现实,因为这种竞争,小平同志曾提出“两免三减半”政策。

特朗普提出要让资本回流到美国的时候,用的是同样一个手段。那么,税收竞争是跨国边界,但是原来的地方政府行为也有。如果十几年前是税收竞争,现在已经泛化到了土地出让金的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争夺土地出让金,比如让年轻人更多落户到本城市、区域,比如说推进城市集群发展,都是争夺年轻的居住者、高素质的居住者等。二线城市最近推出的有关政策,都是为了争夺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买房,可以增加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才能由城市自由支出。现在离开土地出让金来讲地方政府行为,就是捉襟见肘,根本谈不到实际问题。实质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土地出让金不惜代价竞争。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也表现出地方政府污染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相应的论文。环境管制是好的,但是环境管制的结果,就是让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地方。这就是地方政府的竞争。当然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不顾一切代价,把污染产业转移到隔壁地区去。这种竞争影响了效率的提升,影响了整个质量的提升,影响了整个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所以,中央提出要跨区治理,河长制就浮出水面。河往往是村与村、市与市、省与省的边界,需要一个综合的跨区治理。这是中国特有的治理上的特点。

第三,地方政府原来为了争夺金融资源,竞争非常激烈。地方政府目前存在隐性债务的竞争,拿到的债务就是有支配权的,就是它的,不还也没人管。我最近在研究隐性债务表现的新形式和规模。隐性债务很难解释,都是违规的,但是好像又不违规,像PPP。这些如果出现问题,遵循属地管控原则。但是属地管控不了,地方政府会保护它,会抹去它。而抹去的过程当中,国家承担了巨大的后续风险,甚至最终可能无法承受。金融的扩张与争夺,好比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血液畅通,现在是让其自流。我国目前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尚待完善,并且它们是地方政府自己构建的。比如说担保违规,为什么每次宏观调控不彻底清除呢?所以,隐性债务又开始放大。从债务竞争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竞争,从环境保护到环境污染转移的竞争,从金融资源的争夺到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都是地方政府行为。这种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正面的,它有市场替代功能,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但是,到目前,似乎负面效应盖过了正面效应。

现在回到理论上的两个问题——约束机制是到位的,激励机制是缺失的。地方政府是约束机制基本到位,但是激励机制基本缺失。提到政商关系、容错机制,实际上怎么样找到这样的平衡点,中国能不能持续发展?如果持续发展都没有,谈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要发展。所以,高质量发展,用效率标准也好,用结构标准也好,还是用动能转换标准也好,这些都值得研究。可能大家还是要关注省、市、县、镇、村五级政府的竞争。它们的激励与约束游走在管控的边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 

宋敏:我认同大家的想法,《经济学动态》要有理论性、思想性,反映学科发展前沿,还要有前瞻性,有对争论的宽容度。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实际上也是要求很高的建议。刚才平新乔老师也提到《经济学动态》应该介于西方两本影响很大的杂志之间,一本是《经济学文献》(JEL),一本是《经济学展望》(JEP)。JEL主要是请相关领域的大家,把几十年甚至很长时间某个领域的文献梳理出来,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些文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JEP也是这样的,更多刊登前瞻性的内容。这两本杂志,一本是看文献、看历史,一本是展望将来。刚才在座的编委们要求杂志一方面要有文献的把握,另外要有前瞻性、前沿性。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两个目的在一个杂志上达到,可能要借鉴这两本杂志成功的经验。它们都是应邀发表文章,基本上不发表年轻人投的或者技术性很强的文章。所发表的基本上就是某个领域的文献,包括批判性的梳理,会指出这个领域可能出现的一些方向。我觉得《经济学动态》可以学习这些。不应发表一篇非常技术性的,做了很多很多计量分析,但是观点非常简单的文章。这样的文章现在非常多,很多杂志都可以发。我们的杂志要强调思想性、前沿性,我建议更多地邀请相关领域顶尖的人才来做这个事情,减少技术性驱动的因素。

但是,区别于这两个西方的杂志,反映自身的特色,可能还是要有时代的烙印。我也仔细看了高院长的《主编寄语》,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一个是基于历史,一个是放眼将来。聚焦点在哪儿?还是要反映时代大问题,有时代烙印。这样的话,可以聚焦于两个视野。这是我们杂志区别于其他期刊,哪怕是西方两本成功杂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聚焦时代的大问题。

今天大家说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内涵很丰富,是一个大筐。我同意杨瑞龙院长说的效率驱动。如果企业有效率,一定有市场,一定关心产品质量,一定有消费者利益在里面。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并不新。如果聚焦到效率,很清晰,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率的发展。我也同意蔡继明老师讲的,还是要强调市场化、法制化,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等会议精神。现在,很多效率还是没有完全释放,很多地方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释放出更多效率。还没有到技术前沿,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当然,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问题,像一些欺诈、环保的问题、社会公正等等。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更好地监管市场。现在对市场监管还是不够的,包括金融监管、环境监管、卫生监管等等。各种各样的监管理论也欠缺。现在看待市场化问题,有一个倾向是我们要退回来,或者由政府来管,或者怎么样。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更有效的方法是法治基础上的监管,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是不够的。所以,高质量发展还是应进一步市场化,是有效监管下的市场化。这是法治的监管、系统性的监管,而不是目前运动式的监管。一个监管,一刀切,发现不行就放,这是运动式的。讲市场化、法制化,不是一下子达到市场化和法制化,这需要一定的过程,但是方向一定要明确。

另外,我国很多产业其实已经达到了前沿或者接近前沿,下一步除了释放生产率,还要有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理论,包括西方的经济理论,其实对此也没有很清晰的论述。也有纯粹用市场的方法来做,市场有足够的创新力量,会出来各种各样新型的产业。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有一些创新是需要政府推动的,政府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讲创新,很笼统地说创新要怎么样,但是没有把创新的性质区分出来。创新有资本创新、技术创新,内涵很丰富。创新有一些是制度性的创新,有些是前沿性的创新,有些是有共性的创新,有些是溢出性的创新,还有一些协同创新。所以,不同的创新有些市场可以做,有些却需要政府做。目前这些研究是不够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英国市场化程度高,法治也不错,金融体系非常发达。但是英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德国,所以英国没有一个龙头企业。为什么呢?这可以用高质量发展来解释。

再有,开放很重要。高院长的《主编寄语》里面更多是讲改革,其实现在开放力度比改革要大。现在又回到以开放促改革的时代,逼着我们开放。既然对外资开放,为什么不能对其他市场力量开放呢?所以下一步要做的重要课题,也是开放。当然,现在有一种“逆全球化”的声音,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本来美国是主导全球化,现在它有很多做法是“逆全球化”或者小范围的贸易。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得不够。实际上,西方关于全球化、贸易、技术提升等有一系列前沿的研究。西方现在讲的不是原来基于比较优势下的自由贸易,现在讲的是公平贸易。也不是讲基于市场下的挑战,更多是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考虑。所以,这些研究在西方主流文献里面已经有了。《经济学动态》应当及时介绍国外最新的思想、大问题,从学术背景来看这些大问题的研究。我关注到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经济学家认为,中美存在比较优势,双方是互补,不需要打仗。这是基于很传统的理解。其实西方学术界已经倡议公平贸易。这是《经济学动态》可以做到的。不光是反映国内前沿性的思考,同时也把国际上最新的思潮,特别是跟我们相关的大问题,及时传递给国内学术界。这是从国际看中国。

总体来讲,从历史看现在,从未来看现在,最后从国际化的框架来看现在,这是我们的重点。 

赖德胜:能够定期开编委会,一是开放办刊,二是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思想,我觉得是很好的做法。对如何办好刊物,大家刚才提了很多。《经济学动态》有一个栏目就是国外经济理论的介绍和梳理。我觉得继续做没问题,但需要加强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梳理。《经济学动态》可以开个头,40年有好多好东西值得梳理,这是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今年是大事、喜事多,除了建国70年,还是大学扩招20年。这个20年对于高质量发展特别重要。高质量发展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有一点没有争议,就是提高生产率,这靠什么?靠人力资源、靠创新。现在高等教育发展怎么样,有很多评价,总体来讲存在较多问题。国外大学是百花齐放,而中国高校的层次特别清晰。高等教育是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如何通过教育改革来促进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有很多可做的地方。经济学家很少关注教育这方面,它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创新。高校内部改革,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来满足高质量发展,到现在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好像不太够。

四、会议总结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研究员进行了总结。《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杨新铭研究员代表编辑部对各位编委的发言进行了回应。 

朱恒鹏:简单总结一下各位编委的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高院长的致辞,包括《主编寄语》当中提到了高质量发展。有一句话印象很深,“不要身子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脑子还在高速增长阶段”,用了惯性思维的限制,我印象很深。

林岗老师以及各位老师都讨论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我个人的感觉是,高质量发展,一听都懂,但是一较真,发现其内涵、外延又特别模糊。但是,理论发展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逻辑体系、概念。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经济学动态》今年有很多需要做的地方,就是对恰恰是大家都懂但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及理论的梳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编委的建议也很关键。就是在选稿、用稿上,存在“八股性”的要求——完善审稿制度,严格按照要求来。其实,这样量化的用稿要求,确实能够客观化,能用不能用,大家没争议,或者至少没法公开吵架。但是,至少像今天有编委讲的,这种做法也约束了学术发展。所以,《经济学动态》在这方面可以探讨一些突破。

几位老师提到,适当引起一些争鸣或者争论。洪银兴书记提到,我们要做大影响,光靠稿子质量是不够的。质量是观念,酒香是观念,但是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一点都没用了。酒香是基础,但是要做大影响的话,还是要做争鸣争论,这样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各位编委的这个建议非常关键。不管是突破“八股性”的技术性的要求,还是适当地引领争鸣争论,这些对编辑部用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几位老师也提到,要关注中国问题,关注中国实践、逻辑梳理,通过改革史、改革思想史对中国实际理论进行阐释,包括中国经济学高质量发展。这恐怕也是《经济学动态》今后要考虑的一个重点。坦率地讲,改革开放40年的确是一个奇迹。我们去总结改革开放政策史、实践史、思想史、理论史的文献不少,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书。但是,让大家觉得分量很重、非常系统严谨的著作,不管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还是40年的总结,我并没有看到太好的。我过去做国企的研究,到现在没有看到一篇很好的对国企改革的政策性、思想性的争论文章。所以,20世纪80年代整个改革当中发生的争论,走过的那些弯路,现在在其他一些改革当中还在重复。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定论的理论,比如说调价论还是放开论,到现在医疗卫生领域还是在研究如何把价格调对。这些都没有很好总结。《经济学动态》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工作。关注中国问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

 

杨新铭:感谢各位编委百忙之中参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真知灼见,对今年办刊提供了很多指导。在今后办刊过程中,我们一定努力落实各位编委的建议和意见。下面,我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其一,是利用现代传播工具。目前,编辑部有一刊、一网和一微信公众号。一刊就是纸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网是网站,2019年重新设计了网站内容,更多展示经济学界的动态。一公众号是本刊微信公众号,目前公众号的关注人数达到了一万八千左右,每次推送的文章的阅读量几乎都可以过千。

编辑部现在直接组稿不是很多,但也刊发了对一些成熟问题进行反思的稿子。比如,2018年刊发过有关结构性减速讨论的稿件,近期刊出一篇有关结构性是不是可以解释经济增长下降的问题的稿件。后者是再反思,并从新的数据、方法进行讨论。编辑部没有直接把两篇稿子对应起来,但是对一些已有的理论有自己的反思,并有意识在组织这样的稿子。以后编辑部要加大力度,对某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这样可能引起大家对经济学问题的反思。

今天,编委们给编辑部选稿组稿带来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选题。比如,怎么看待和界定高质量发展内涵外延。将其界定清楚,将来就能够很好地把高质量发展的事情做得有的放矢;对“广场协议”的反思、再认识,这对如何把美国从单边拉回到多边的国际贸易格局当中去有重要研究价值;还有从地方政府竞争这个角度理解40年改革的动力,也是很好的选题。另外,如何看待政府债务规模的问题,这对于政府重新审视主权债务有巨大启发。我们会按照各位编委的建议和主编已经发出的邀请,积极联系各位编委和相关专家,完成这些重要选题的组稿工作。

再次谢谢各位编委!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本次会议纪要由编辑部何伟编辑根据会议速记稿编辑整理。

原载《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5期,原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