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学界动态 >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4次研讨会综述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泉州师范学院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4次学术研讨会”于20161126-27日在泉州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程恩富学部委员致开幕词。会议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背景,围绕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外经济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本次年会的一个特点是关注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沿问题,这方面的稿件达32篇之多,表现了学会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底蕴和马克思情结。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认为,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中可以看出,为了实现给定的计划增长率,政府需要让第一部类积累率等于由该增长率目标确定的整个经济的积累率并保持不变,而让第二部类的积累率随市场的要求而自动调整,在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计划增长率。

四川大学张衔教授认为,森岛通夫基于数理经济学而对马克思经济学所进行的考察和评价,对于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对于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有重要启发,其目的是为了使马克思经济学能够在主流经济学中取得一席之地。然而,森岛通夫却明确主张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如果放弃了这些基本原理,马克思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表明,森岛通夫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对马克思经济学抱有某种同情心的数理经济学家。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化的理论,该理论的中国化是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中国SSA的制度演化是六大核心矛盾作用的结果,未来中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CSSA)的最终决定因素在于意识形态的博弈和政府对经济主导的有效性。

有些学者提出,“马克思没有提到国家,最大的失声是国家”。对此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推出了“六册计划结构”,其中第五册就是“国家”,第六册就是“世界市场”。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续篇”,但他推出了亚细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俄罗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这表明马克思的著作有关于国家的论述。

此外,与会学者还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先富”与“共享”、中国梦、五大发展理念;系统比较了《资本论》、《新资本论》和《21世纪资本论》,详细解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思想。

本次年会的又一个特点是关注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新进展。

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和奥利弗·哈特。厦门大学郭其友教授认为,霍尔姆斯特伦的贡献在于,将“道德风险”问题从静态扩展到动态,探讨了职业声誉在激励机制设计中的作用;将单个代理人扩展到多个代理人,考虑团队中的激励问题;比较了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探讨了最优契约的一般形式;将单任务委托-代理问题扩展到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哈特的贡献在于,提出和完善了不完全契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拓展了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极大地扩展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应用范围;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中不断夯实其理论基础,激发了研究契约不完全性的微观基础的热情。契约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中改革方案的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借鉴价值。但是,契约理论有局限,其理论基础仍存在争议,诚实或信任与契约的冲突仍未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研究员指出了获奖者代表作中数学推导的错误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学部委员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和问题十分明显——它只展示了西方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学的高峰和科学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些非基本制度和基本原理问题上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化”使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被边缘化,而且具有过度和误用数学化和范式化的色彩。中国经济学家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借鉴三种思想资源问题,强调三个体系构建问题,提到继承性和创造性问题。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一是要谨防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左的倾向,要划清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有益成分和无益成分,实用价值成分和意识形态成分,进而从有益成分、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与此同时,要坚决遏制西方经济学强势化趋势,从世界思想史大视角来看,关注三个启蒙和三个迷信。用古希腊哲学破古希腊神话,用理性启蒙破中世纪圣经神话,世纪之交破西方中心论神活。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向。应该密切关注理论有效供给不足倾向,在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泉州师范学院陈俊明教授就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指出,如果说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也不必回到斯密。在当代中国,根本不需要回到斯密,也不需要回到凯恩斯,而是要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

西南政法大学宋小川教授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把镶嵌在精美数学公式里面的、包罗万象的理论模型误认为现实,更关注方法和理论在数学上的精确性,而不是经济学反映真实世界的准确性;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完善预期与完美协调”、“视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的动因和‘均衡至上’”与“市场万能”三大致命伤。

均衡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和基本信念。浙江财经大学陈惠雄教授分析认为,西方消费者均衡理论的微观基础不实。昆明理工大学刘伟副教授认为,均衡价格定理尚存在经济人理性与非理性、消费者主权与生产者专制、竞争与垄断三个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挑战着均衡价格定理的理论完美性和理想性。

市场与政府关系是外国经济思想史的永恒话题。中央财经大学林光彬教授指出,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平台,它不会配置资源,是市场主体在配置资源;政府是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奠基者、设计者、规划者、建设者、维护者和最大行为主体,同时也是设租者,甚至制造不良的制度和政策会加剧市场的波动。市场主体的行为短期化、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都需要国家和社会通过法律等强制力与伦理道德来约束。北京工商大学周清杰教授指出,市场失灵只是政府规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通过提升规制能力和引入激励机制来矫正政府失灵,利用社会共治,为政府失灵补位。

北京大学王志伟教授分析了西方经济学领域和政策制定者中一直存在着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固化思维和自由放任方面的政策倾向与干预主义的固化思维和政府干预方面的政策倾向。这两种倾向各自在一定时期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继续坚持原来的政策倾向,就会形成政策倾向的固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美国思维固化和政策倾向固化警示我们既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能认为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当前实践中也一定可行。

此外,与会学者阐释了詹姆斯·博伊斯的环境经济学,探讨了明斯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解析了前所未有的美国金融危机,等等。

本次年会的再一个特点是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经济热点问题,就供给侧改革,提交论文42篇,论文提供数量位居第一;就“一带一路”,提交论文21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吉林财经大学丁堡骏教授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现实运用。上海财经大学马拥军教授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这一语境中,才能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义,否则就会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陷入新自由主义和萨伊定律的泥坑不能自拔。云南大学徐士彦博士指出,西方正统经济学内部缺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理论体系,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都未涉及经济结构的问题,从而无法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借助非正统经济学中的社会供应过程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诠释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研究员和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认为,关键在于去产能去杠杆的存量改革与智能化机械化融合的增量改革协调并进。只要坚持自主创新,并借鉴第四次工业革命领跑者德国的嵌入式生产系统转型的经验,在“关键共性技术”上取得突破,就能够带领我国制造业创新供给体系,将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增长与结构失衡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认为,要素价格扭曲在一定时期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失衡。解决失衡的关键在于进行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三位一体”的全方位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东升教授认为,化解服务贸易增长动能不足的关键在于调整服务贸易结构,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国企和私企发展问题。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认为,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运行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利润动机不同,资源的共享程度不同以及工资激励的力度不同。公有企业在利润动机上的有所不为、在资源共享上的最大限度的集体主义以及劳动成果共享使得国企在效率上占优于私企。在交叉持股问题上,武汉大学龙斧教授认为,“交叉持股”可导致效率效益低下、成本大、企业股权风险高等各种问题,国企没有必要搞交叉持股。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保证,在发展私营经济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国有经济的发展。

此外,与会学者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中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角度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江苏为例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域实践;以钢铁行业、山西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互动发展、传统服装企业为例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践。

“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关于“一带一路”性质,复旦大学周文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并不是新殖民主义,我们要警惕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误解与歪曲,“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非洲梦与中国梦的双赢战略。就“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同济大学龚晓莺教授论述了“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融合路径。

关于“一带一路”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丁涛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面爆发正在宣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没落,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必将引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新胜利。云南大学王守义博士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会显著改变全球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进程,甚至可能会成为其新的可能性方案,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与各国携手共建全球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分析发现,中低收入阶段转型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和多样化的出口结构,中高收入阶段转型更依赖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的出口结构。这一结论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货币需求问题,山东大学张东辉教授指出,2012年以来各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方向与过去一致,但影响程度发生了变化。现阶段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全面考虑我国货币需求的新变化,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与会学者普遍赞同,我国经济发展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徐则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