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学界动态 > 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由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侨商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1月18-19日在北京举行。李扬、张晓晶、史清华、都阳、R.C.Feenstra、李志远、余淼杰、龙小宁、张晓波等9位中外学者共5部论著获得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全国政协、教育部、中国侨联等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校、企业、基金会负责人,历届获奖者代表和知名学者约200人出席了此次颁奖典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2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在论坛发表演讲。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三五’中国经济创新发展”。会议内容综述包括:

一、中等收入陷阱形成背景

1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从创新驱动视角辨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陷阱,与其用收入水平的某一阶段或者某一区间去衡量陷阱是否存在,倒不如考虑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模式无法支持该国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跨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认为,我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粗放,主要依靠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的拉动,大规模要素投入,以及GDP增长为导向的制度安排。而当前我国出现出口负增长、投资下降、消费下滑,要素投入受限等发展瓶颈,GDP导向制度不能再作为经济发展的依赖对象,因此迫切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厦门大学龙小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存在着多种制度替代机制,例如产业集群、地方政府竞争、引进外资等。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也在急剧改变。

2产业效率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平指出,中等收入阶段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与效率提升不同步。现在的增长没有实现中高端的两个伴随,劳动、人力资本以及资本均难以深化。而且这个阶段为保持增速,使得要素配置扭曲,效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的资金在国内的回报率远低于国外,大量的资金外流,这一外部冲击打断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内部经济对外部风险抵抗力非常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都阳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生产率增长制约:三产的就业需求和供给发生着剧烈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长放缓,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趋同。资源再配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小,生产率提升困难。因此,要改变依靠生产要素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代之以经济效率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

3社会发展不均,收入分配不合理。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指出,在经济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分配制度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很多国家之所以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政府公信力丧失、经济调节能力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延兵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教育和医疗供给不足,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原因在于我国地方政府多为生产型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同时,诸如教育、医疗等很多对短期经济没有促进方面的问题却重视不足。

二、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效率提升

1产业结构升级。全国政协常委陈锡文指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现代化进展飞速,而同期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中国农业现代化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多,农业人口数量巨大,目前我国农村仍有6亿多农民,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依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陈锡文认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算真正的现代化。

华中科技大学汪小勤认为,农业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片面追求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升,或者为实现工业化而去农业化或者为实现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而去工业化都是存在问题的,其后果只会是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而中国当前的城市化仅限于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就业城市化存在着很大不足。因此,应先有工业化,后有城市化,工业化是前提,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随现象和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群慧测算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地工业化所处阶段判断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同时指出新经济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合适的道路。

2产业政策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平提出,当前中国虽然服务业比重有所提高,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趋优,但生产率却出现了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产业扭曲,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三产生产率要得到同步提高,宏观政策不要扭曲产业结构,否则会导致生产率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认为,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存在着政策不够精准,容易产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及政策寻租等问题。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社会解决问题,而不是粗暴管理、制造问题。因此,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张晓晶认为,在讨论是否要用产业政策干涉国家经济的时候,应该要放在一定的框架下考虑。在一个国家早期发展阶段,要突破贫困陷阱,肯定需要采取扭曲的做法,加强政府干预,只是干预的方式是可以灵活选择的。当收入水平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时,继续保留和维护这种扭曲的风险是大于收益的。我国现阶段要赶超发达经济体,应采取与日本等国不一样的产业政策、制度与治理模式。

三、社会公平和法律问题

1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指出,官方基尼系数估计可能偏低的原因是高收入户样本偏低、个别收入项目存在遗漏以及流动人口样本的严重缺失。如果考虑到高收入人群,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可能是上升的。对于财产分布不平等问题,与2002年相比,中国的财产分布不平等程度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增速非常快,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再分配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程度有限,有些政策甚至会进一步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

北京师范大学杨澄宇利用AF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以及基于收入维度的贫困评判标准和多重剥夺的福利评价来评估中国的多维贫困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地区存在收入导向的交叉剥夺;农户脱贫概率依然不够高,同时脱贫农户依然存在返贫的可能性;农村地区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有显著改善;有老人家庭的贫困指数在总体贫困指数中的贡献率要高于没有老人家庭群体;贫困减少主要源自没有老人家庭群体的贫困改善;此外,家庭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对总体贫困的改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法律保障体系亟须完善。上海交通大学史清华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会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因此,在社会管理中有一个基本法则——“情理法”秩序。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先用情,再用理,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动用法律。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法律法规与理是冲突的,例如劳动就业制度、财产所有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用这样的法律法规去解决矛盾,往往会导致很多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钱雪松从《物权法》出台这一自然实验切入,发现与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相比,《物权法》出台显著推高了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较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虽然负债率增加了,但债务风险没有恶化,利息覆盖率反而得到相对提升。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不仅有效弥补了落后地区的法律环境缺陷,而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金融市场化滞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因此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有利于企业的融资与发展。政策制定者要考虑企业合理的高负债率现象,去杠杆不能一刀切。

四、对外开放战略

1深挖一带一路潜力。南开大学周立群认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可以通过引导民营企业进入贸易合作区、培育国际性商会组织、进行国内国外“点对点”“园对园”的实验、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工程项目以及构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来促使民营企业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胡必亮认为,一带一路的关键是要打通中亚节点,而打通中亚节点的关键就是要深化“5 1”合作。他建议在执行“5 1”合作协议的基础上,需要推进重点项目原油管道、天然气管道、中欧铁路的合作;未来需要深化一些重点领域合作,如金融合作、投资贸易合作、产业合作和重大项目落地等。

2实行对外改革。针对当前出口困境,北京大学余淼杰认为需要进行对外改革。出口上要化整为零,在保住欧美份额的基础上,要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发展南南贸易。在开拓新兴市场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是重要推手,此外还要大力开展自贸区建设,深化区域全面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加快金砖国家自贸区建设,鼓励企业走出去,直接到外国投资。还可以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关税减免政策,这样既能够激发企业竞争、提高市场活力,又能降低企业进口成本,促进经济发展。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于深港通的影响,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巴曙松认为主要有三点:其一,对个人而言,深港通开通后国民资产重新配置中流动性会溢出至国际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会更加多样化,配置国际资产会更加方便。其二,对企业而言,深港通开通之后会扩大投资者的基础(国际、香港、内地),两地互动的方式也将日趋多样化,股份的流通量也将会增加,会提高整个市场的影响力。其三,对我国金融改革而言,深港通开通后会加速我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进程,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举措

1加快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认为,政府体制改革应该朝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迈进,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吴延兵建议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由生产型地方政府向服务型地方政府转变,并且要以恰当的方式将公众的偏好利益反映在政府的决策之中。张曙光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帮助社会解决问题,提供社会所需服务,而不是粗暴管理,肆意制造问题。

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李佐军认为,创新需要依托六大主体,分别为企业、个人、地区、科研院所、国家平台以及政府。要全面创新、全程创新、全策创新,做到产权保护、平等交易保护;要为创新营造一系列良好环境,如权利保障环境、公共竞争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等。

张建华认为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会对企业的创新能力造成影响,因此建议一方面要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提升研发的效率。

3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黄群慧认为,当前中国再分配政策效果有限,有些政策甚至会进一步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建议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首先是分配政策要多样化,政策力度需要加强;其次是要调整税收政策,调整税收结构,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第三是财政支出要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要增强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最后是要加大反腐力度。

4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陈锡文认为,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实行土地规模经营,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农民收入,通过三产融合,实现农民就地就业,通过推行“互联网 ”战略,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助推农业现代化。

5加快推进人力资本改革。都阳认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案需要统筹考虑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改革、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需求变化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建议一方面要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另一方面要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要改革阻碍复杂技能替代简单技能的制度因素,加速资本替代劳动进程。要完善人力资本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同时评估劳动相关法律、法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杨柳青青 陶相飞)